明清两朝，进士录取通常在各省之间采用“南六北四”的比例，以免朝堂被科考场上相对“剽悍”的江浙书生把持。

即便当时的进士录取名额，对北方省份照顾有加，但身处天子脚下的北京士民，却对科考无甚兴趣。明清两朝状元202人，京籍者只有2人， 还不及广西多。每年“国考”放榜，顺天府上榜者寥寥无几。这倒不是北京士民另有做官渠道，而是在京做官不值当。自古京官多困顿，翻开《曾国藩家书》，可以看到太平军起事之前，当时在京官至侍郎的曾国藩，家信大致无外乎几个内容：租房子、搬家、借钱、寄钱回家……在无一官半职却操着京片子的房东面前，满口湖南话、对不上牙口的曾侍郎也只能忍气吞声。

既然当京官如此窝囊，而去外地为官又要风餐雨露，这些混迹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人士自然不屑于为官。那他们做什么呢？做书吏。当时朝廷各衙门里都雇有书吏，原本是负责公文往来，抄写等零碎事务。朝廷任命的官员三年一任期，走马灯一样更换，但熟悉业务的只有书吏，而且往往是终身任职，父子相替。最终，六部的实际业务都被书吏把持，官员权力被其代行。所谓“京民三品官”的说法就是从这而来。

那朝廷任命的官员们平时都干什么呢？上班“打卡”，然后翘班。“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既然有书吏乐意多干活，官员们自然乐得放权，万一真出了事情，推诿之下也就不了了之了。

书吏一职到底有多少油水？光绪年间，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负责监察官员的御史陈恒庆，与一个被户部开除的书吏史松泉关系不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史家的亭台楼阁回廊缦绕，貌美如花的丫鬟比比皆是，日日笙歌夜宴。宴席上，不少珍馐是史松泉家独有的，一道菜成本1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三品官一个月的薪水，弄得堂堂御史大人不敢下筷子。如此看来，书吏史家颇有《红楼梦》中史侯家的派头。要知道，就算荣国府吃顿“一斤只有两个三个”的奢华螃蟹宴，全府上下也不过才花了20余两，就这，也顶刘姥姥等庄户人家“过一年”的。

史松泉的巨大家私是用了多少年挣到的？六年。他把各地汇给户部的税收，存在钱庄里吃利息。即便东窗事发，也只是免职而已，在京城的书吏圈里，他只算个穷人。而在清朝官场，一个较为富足之地“肥缺”的县令，一年依靠各种“陋规”即潜规则的收入大约为一万两银子上下，四品知府则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照此计算，与其当个知府还不如当个实权书吏实惠。一来用不着“头悬梁、锥刺股”地去读书，二来不用担心出事后被究责处罚，三还可以在四九城里滋润地干上一辈子，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外放到穷山恶水的烟瘴之地。

如果十年寒窗出身的朝廷官员得罪了小小的书吏，后果不堪设想。书吏在文件上改几句话，官员轻则贬官，重则丢职，多年苦读付诸东流。后来曾官至两广总督的同治年间进士陶模，初入官场到吏部报到时，因为没有给书吏500两银子的“意思”，被外放到甘肃文县，一放就是29年，而当时另一个有缺县份，则是鱼米之乡的江苏溧阳。即便后来贵为总督，陶模也不敢对当年之事有何抱怨，因为他已经知道刀笔之吏是最得罪不起的。

其实，类似书吏的人代行官员职责的现象，不止六部中存在，地方各衙门中则更甚。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效力做师爷时，虽然没有顶戴花翎，但湖南的大小官员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巡抚给皇上的上书都由他代笔，人称“左都御史”，因为连挂职“右都御史”的巡抚大人都得事事请教他，这般情景哪个官员敢得罪左师爷？而骆巡抚也乐得逍遥。此事后来上达朝廷，龙颜大怒，查来查去却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处理一个官员好办，撤职就行了，左宗棠当时并无官阶，无职可免，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正因如此，曾出使欧洲的晚清大臣郭嵩焘曾总结，“汉唐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不足不得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清与胥吏共天下。”

书吏是清朝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蚁官”，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大快朵颐”。当封建王朝的千里之堤被“蚁官”蛀空时，溃坝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