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工人日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个农村青年。

有一天，我去镇邮电所订阅新年度的报刊，当我犹豫订什么报纸时，邮递员说：“你订《工人日报》吧，这报纸专为工人说话，我们都爱看，你订了绝对不会后悔。”说罢，他递过来一份报纸。我接过来看了看，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与工人的生活相差甚远，就没有订这份报纸。

虽说没订，但我从此知道了这份报纸——《工人日报》。

1986年7月，我来到湖北黄石，在一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做了农民合同工。进车间的第一眼，我就在车间办公桌上看到了一摞整整齐齐的《工人日报》，车间主任当时对我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向他要了那摞报纸，下班回到宿舍我就开始一张张仔细地看起来。

做建筑工人要忍受夏热冬寒，四海为家。下工后，许多工友逛歌舞厅，斗地主或打麻将，我则躲在宿舍或工棚里，把一份当天或隔天（有时候在工地，报纸来得不及时）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同时，我也学着把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写成新闻稿，投给单位内部办的企业报和一些省市级报纸，渐渐地，有一些稿子刊登了出来。不过，我一直不敢给《工人日报》投稿，因为我知道《工人日报》是中央级媒体，在我心中很神圣。

有一次，单位停车棚的自行车被盗好几辆。上世纪90年代，自行车被盗事件时有发生，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我就此事写了一篇稿《偷车，又是偷车》，并“癞蛤蟆想吃一回天鹅肉”，大着胆子投给了《工人日报》，结果没过多久，这篇我根本没抱希望的稿子，就发表在了1994年9月13日的三版上。

后来，我还根据《工人日报》介绍的上海港抓斗专家包起帆的事迹写成了演讲稿，在公司举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2000年，单位效益不好，我们那一批农民工被单位辞退。当时和我一样被辞退的很多农民工觉得不公，要去单位闹。我拿出《工人日报》，给大家讲政策摆道理，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我们那批农民工因为在单位有一技之长，都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有的人还发展得很不错。

现在，我虽然还在打工路上，但《工人日报》是我永远也离不开的良师益友。

业余时间，我仍然坚持写些小稿，迄今为止，我已在全国及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数百篇。

2010年，我在黄石买了新房安下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

从农民工到市民，人生路上一路走来，是《工人日报》改变了我，成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