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早晨，枯水期的沱江依然滔滔奔忙，宏伟壮观。田坝里，阳光灿烂，空气清爽，飞鸟翩然，我却一动不动地站在田埂上。劳作的母亲抄起根棍子，朝我跑来：“快去读书，再不去你考试就要迟到了！”我跑几步躲开，又站着不动。

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场期末考试，没有试卷，老师要学生自带信笺抄黑板上的考试题。我跟母亲要一角钱，买一页信笺。母亲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要忙劳动，你去跟老师说明情况，写在作业本上，或者你去找你舅舅要吧。”一个小孩子，咋个开口？要不到钱，我站着不动。我想起那个讨厌的班主任赵老师，心里就发毛、沮丧。赵老师20出头，个子不高，虽然是个“民办”，先天性残疾，一条腿瘸了，却一人包揽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所有课程，虎虎生威，高高在上，骂起学生一点不“残疾”。在班里，我离校最远，上学常迟到，每次路上都侥幸地想，也许这次老师会原谅吧。可是多数情况，不是罚站就是毫不留情的批评。

我垂头丧气地在沱江畔走着，看着光秃秃的树梢那个孤零零的鸟窝，满脑子的赵老师。“今天考试，也许会放我一马吧。”我心里这么想着走进教室，赵老师却没有放过我。他的“铜钱眼”喷出火：“你就站在门口，看同学考试！”全班50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我羞得脸红到脖根，头低得快缩到衣领中，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遭母亲的打骂，多希望在老师那里得到呵护和同情。一肚子委屈和怨恨，变成了不听话的眼泪。“哭什么哭？你迟到难道还有理了？”赵老师一吼，我哭得更带劲了。

同学们考完试，叽叽喳喳飞出教室。赵老师说：“跟我到办公室来。”所谓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的宿舍。他叫我坐在一个小凳上，温和地问：“今天怎么迟到这么久？”我看老师没了教室里的严厉，就讲了全过程。“找个时间我给你补考。”赵老师说着，起身去翻桌上一堆本子，弄了半天，挑出一本信笺来。赵老师把信笺递给我，我以为是要我写检讨。他笑着说：“拿去吧，给你的”。我看着洁白的信笺，心里顿生感激，仿佛觉得身材矮小、身体残疾的赵老师，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临走时，赵老师又找了几本小人书和一本字典给我。字典很旧，可我很喜欢。如今商品丰富的年代，一页信笺算不了什么，可在那个缺衣少食物品稀缺的年月，就显得贵重。特别是乡村民办教师，工资那么低，生存的艰难可想而知，一页信笺弥足珍贵！

我对母亲打我这事，多有抱怨，就用老师送给我的一页信笺，歪歪扭扭地给远在贵阳工作的爸爸写“告状”信。虽然错别字连篇，可爸爸还是看懂了。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我的女儿居然会写信了，爸爸甚感欣慰，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待我寄钱回来给你买信笺纸……”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带着我，离开老家泸州和丰乡，来到贵阳的子弟小学。

多年后，我回老家特意去超市买了土特产看望赵老师。满头白发的赵老师，浑身哆嗦，就像风中的一页信笺。他一味地点头，半晌我才知道他耳朵听不见。我走出那个狭小而杂乱的空间，丝丝伤感袭上心头，眼睛潮湿了，一如当年满腹的委屈和怨恨，变成了不听话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