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出生于1990年的“90后”大学生郭咏发起并创立了北京公益联盟，在5年的时间里，联盟的志愿者人数从六七个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团队里有世界500强的CEO，也有农民工，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古稀之年的老人。他们的公益行动涵盖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绿色环保等多项内容。

更令人惊讶的是，郭咏拒绝过很多人拿来的捐款，依旧以“零捐款”的方式在运作着，目前所有经费来源是家境贫寒的他自掏腰包。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公益联盟许多细节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做到让每个捐款人都放心”。

没有钱就不能助人吗 ？

郭咏有一个令人唏嘘的童年，他是山西临汾人，不满周岁尚在襁褓之中时，父母去县城给生病的爷爷买药时因车祸离世。没过多久，爷爷就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中因病去世。为了补贴家用，初中毕业的叔叔不得不去县城打工。此后奶奶将他一手抚养，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艰辛。到了7岁时，仅仅97元的学费和书本费，郭咏家实在拿不出来，看着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们都背起书包去上学，郭咏哭泣了很久，无奈的奶奶只有不停地流泪。

后来，郭咏便蹲在学校唯一的破窑洞外面，听老师讲课。两年后，在村委会和好心村民的热心帮助下，他总算走进了教室，插班读三年级。就在这年，郭家的生活迎来了转机，他的叔叔到了临汾石油公司工作，一家人总算有了稳定收入。

小学毕业前夕，郭家再次遭到不幸，2002年2月的一个凌晨，歹徒闯进了石油公司，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身为会计的叔叔在与歹徒搏斗过程中被害，郭家最后的支柱也倒下了，奶奶因此一病不起。12岁的郭咏，一人承担学业和家业，利用假期在村子里帮工打杂，捡垃圾，刷广告，涮盘子，做家教，他不仅成绩不错，写的文章也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还曾经得过奖。也正是报社组织的一次活动中，郭咏第一次接触到了公益活动，后来还成了临汾市“绿色港湾”的防艾宣传志愿者，那时，他还是个高中生。

“第一次是进行一个艾滋病的宣传。我的老家有一家红丝带学校，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艾滋病小学，那里的孩子缺少关爱、孤僻自卑，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触他们，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了让那些身患绝症的孩子们敞开心扉，郭咏开始时常出现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吃同玩，用行动告诉人们艾滋病不会通过一般接触的方式传播，他们应当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待遇。

“我曾经拜访过一个艾滋病家庭，孩子和母亲都是艾滋病患者，有一天全家吃火锅，家长就拿了个小碗盛了菜让孩子到一边去吃，我当时就很气愤，虽然知道不礼貌，但还是没有压住心里的怒火，就拍了桌子说‘如果你们不让他一起吃饭，我就带他走，从今以后我养着他’。”谈起当年的经历，郭咏还是难掩激动的心情，自己从小缺少父母的爱，这些孩子其实和他是一样的，虽然有家、有父母，但得到的关爱却很少，“他们更需要的是别人的理解和接纳，需要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现在说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但我认为他们首先要融入家庭。”

2008年，郭咏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他想要投入到更多的公益活动中去。但是在大一的一次社团招新中，某公益社团要求每个志愿者交纳50元会费，并且也不说明经费的去向，没有钱者不能加入。“50元对一些贫寒大学生来说还是有些压力的，‘收费公益’反而会让他们失去做公益的兴趣。难道没有钱就不能帮助人吗？我就要做一个真正的、零捐款的公益。大家不需要捐钱，只需要出力。”

于是，北京公益联盟应运而生，在改变了郭咏的人生轨迹的同时也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公益是一份责任

在北京公益联盟成立的时候，郭咏的生活并不富裕，他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援，学杂费和生活费没有着落之外，还欠着6000多元的外债。但是坚持零捐款办公益的郭咏，却一个人承担起了活动所需的全部经费支出，“志愿者来参加活动就不该再向他们收钱，我作为一个组织者就应该承担起提供资金的责任。”他如是说。

随着联盟的日益壮大、活动逐渐展开，所需经费也越来越多，郭咏也曾经感觉资金带来的压力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但是他却不舍得放弃。“一旦解散了，以前帮助过的孩子们要怎么办？辛苦召集在一起的志愿者们要怎么办？”为了筹集资金，郭咏干过苦力、做过推销、为一些文化公司做兼职设计，在课业学习之外他每天要工作5个小时，收入几乎全部用作活动经费。也曾经有同学对他说过：“你自己都吃不饱还管别人？”但对郭咏来说，做公益已经成为了他肩上的一种责任。

“以前我的手机就是我们联盟的一个热线电话，经常会有人向我寻求帮助，但我们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人一看我帮不上他的忙，就不断地在半夜里打骚扰电话，有一年春节我甚至收到了一两千条骂人的短信。”郭咏说公益联盟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在行动中不断为人所知、逐渐获得人们认可的过程，“以前联盟组织一些带领残障人士游览博物馆、长城等活动的时候，我们跟场馆工作人员协商能不能免票，他们都不会相信我们，反而更关心对他们的宣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媒体会报道，等到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有了自己的信誉之后，一些场馆都会对我们免费开放，甚至我们成为了故宫的第一个免票对象。”

不管什么样的活动，郭咏都尽力做到亲力亲为，类似带领残障人士游故宫、游长城的活动，他更是带领团队把一份策划书细化到了32个章节，涉及到活动的各个细节、方方面面：“他们在身体上有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位。”

公益联盟形成一定规模之后，郭咏开始将目光转到了帮助残障人士就业的问题上，致力于培养聋哑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劳动技能，还请来音乐学院的志愿者，专门指导聋儿的舞蹈，成立舞蹈团。现在这支舞蹈团已经准备走出国门，国庆后他们就要到德国等地巡回演出。除此之外，联盟还对残障人士进行一对一的上门服务，传授一些实用的上网知识，帮助他们开网店，把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拿到网上出售。

公益联盟的行动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与赞誉之后，也迎来了巨额捐款，但都被郭咏回绝了。“最大的一笔捐款是去年的800万元，诱惑确实非常大，但我还是当场就拒绝了。”郭咏说，近三年来很多爱心人士都希望向公益联盟捐款，每年能有100万元到300万元，“曾经有一位唐山的老总拿给我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说‘这个钱给你，你也不必告诉我用在了哪里，我相信你’。虽然我们已经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但我始终认为联盟还不够成熟，缺乏相应的手续，也没有合理的渠道对社会捐款进行有效监管，我们还不能做到让每个捐款人都放心。”

公益就是生活

直到现在，郭咏仍然是公益联盟的唯一“出资人”，承担着10万元的借款，每年至少5万元的活动经费也是从他自己的积蓄里调用。他经常在与朋友聊天时称自己为“掀起公益革命的人”：“我们的模式在全国是‘仅此一家’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干干净净、问心无愧的。联盟最大的愿望是改变服务对象的命运，我还很年轻，但有些人的生命却很有限，我希望能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一只援助之手。”

对于现在的郭咏来说，公益就是他的生活。2009年，郭咏的奶奶去世了，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做公益就成了他的情感寄托。2010年春节，郭咏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孤身一人在北京的他，花了3000多元钱买了饺子，专门送给那些无家可归、乞讨为生的可怜人，那一年的春节郭咏是在奔忙中度过的。没想到他的举动又得到了志愿者的支持，每到过年的时候，志愿者们还会帮忙给残疾人家庭送年货。

“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在做着一些很另类、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2008年第一次带着30个残疾人游长城的时候有180个志愿者，8个人抬一个轮椅，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不久之前我们还和一家医院联合，在山西给残疾人做体检。”“不讲排场，讲效率”是郭咏经常说的一句话，吃的可以差一点，但是在为残疾人谋福利的花销上却绝不能含糊，要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花到点子上。

郭咏认为，当前的公益事业进入了一个“冰冻期”，很多公益组织募不到款，有些企业有钱却捐不出去，这之间存在一种诚信的缺失。他说，用一颗干净的心去做事，并且把它努力做好，做到问心无愧，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自己做公益得不到任何的酬劳，也不接受任何资助，只是以实际行动来展现自己的服务成果，也就更容易得到别人理解和认同。

为了更好地统筹和分担公益联盟的工作，也为了给身心障碍者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郭咏还创办了“中国无障碍协会”，在出行、心理、法律、医疗、信息等方面提供无障碍的志愿帮扶，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在他的带领下，联盟和协会也获得了诸多荣誉：“荣誉是别人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并不需要拿来炫耀，我也得过很多奖，但是每次我都跟对方说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改成我们联盟的名字，公益不是靠某一个人就能做成功的事情，团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现在，郭咏辞掉了工作，一边统筹着联盟的各项活动，一边在北京和山西之间奔波往返。公益联盟也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管理团队，当然也都是由相应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郭咏说，随着联盟的发展，管理团队需要稳定下来，联盟自身也需要具备造血功能。

“生活的困难是暂时的，做公益却是一辈子的事。”曾经有单位希望郭咏去工作，把公益联盟纳入，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还是希望联盟能以一个独立的姿态进行运作，既不接受捐款，也不想受制于人。郭咏说自己现在可能无法参与联盟的所有活动，但只要有时间，能参加的他一定会参加，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要让弱者的声音淹没在喧嚣的城市里，公益路上有你有我，未来我们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