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爆出的几宗命案引起了舆论关注。

7月23日晚，北京大兴一公交站，一名两岁女童在睡梦中被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起因是两名驾车的“叔叔”因为停车问题与她的母亲发生争执。

7月22日中午，北京马连道家乐福，一男子持刀扎伤四人，其中一女子抢救无效身亡。行凶者曾有精神病史。

7月17日，贵州省遵义仁江村村民刘安平杀死了同村两名村民，而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刘安平曾杀死村医余家林。当年，刘凭一纸“精神病鉴定”，在被捕27天后获释。

命案的发生引发了媒体对案件本身以及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关注。有人斥责杀人者的凶残，有人反思日渐弥漫的戾气，亲朋好友之间更传递着“在外面别惹事、多忍耐”的叮嘱——一时间，“这个社会仿佛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成为人们的谈资。

命案让人悲愤，但命案背后的“蛛丝马迹”更引人深思。

通过媒体报道，人们了解到，摔死女童的韩某（1974年生人）曾因盗窃被判无期徒刑，且其从少年时起便不断“犯事儿”——14岁时因盗窃行拘，18岁时因打人被行拘，22岁因盗窃一辆价值40余万元的豪车被判无期，2003年服刑期间殴打狱警被判“扰乱监管秩序罪”……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后，韩某先后五次被减刑，今年刑满释放。此番摔死女童的事件发生后，有人质疑：刑满释放不久便再犯事，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从法律上来说，减刑的重要前提就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如今故意伤人、杀人，比之当年的盗窃、打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在监狱里连狱警都随便殴打的人，却能每每顺利减刑，实在让人怀疑。

进而言之，服刑、减刑的初衷或者说最终目的为何？表现得好是一方面，不致再危害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不排除有些犯罪人“表演”得好，为了能早点儿出去竭力“卧薪尝胆”，进而迷惑了一些监管人员。但同时，是不是可能存在为了减刑而减刑，不管改造得如何“到点”都能减刑、甚至不管符不符合规定都能减刑的情况？这提示我们反思监狱改造的“质量”，不仅要考察犯罪人表面上是否遵守监规、积极学习，而且要考察其是否真心悔过，不会再轻易违法犯罪。

再看遵义“精神病”杀人的案件。10年前，犯罪嫌疑人就曾杀过人，但因为是“精神病”，没有受到法律制裁。10年后，他又杀了两人。当年的精神病鉴定，村民传言是“家里托关系弄来的”，传言不足为信，但对精神病人尤其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的监管不能放松。

2013年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10年前，也有“强制医疗”的规定，但由于缺乏细化措施很难落实，精神病人释放后的监管只能依赖“家庭监管”。10年后，刘安平威胁被杀者的事，村里人尽皆知，但警方说，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警方无法插手。可见即便《刑事诉讼法》做了修改，对精神病人的防范和监管仍缺乏有效措施。

刑满释放人员再杀人、让法律“无计可施”的精神病人再杀人，极端案件的发生当然有着偶然因素和复杂情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都是应该避免的悲剧。今天，我们再次讨论这些案件，是想提醒相关部门，在这些暴力伤人、杀人案件的背后暴露出的其实是一些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疏漏，比如对精神病人尤其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是否仍存在空白和漏洞；对一些已经犯了罪并被判处刑罚的人，是否能有更全面、有效的改造措施和考察标准，刑满释放不仅是时间上的结束，更应该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开始……

曾经打人盗窃蹲监狱，如今刑满释放造命案；10年前杀过人、10年后再杀人，人们当然可以把它们当做一个个孤立的案件来看，但“今天”与“昨天”之间当真没有一丝联系吗？忽视昨天的“蛛丝马迹”，今天已然有人付出了生命甚至公共安全代价。继续忽视它们，明天，我们还将面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