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作为稀缺资源，是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是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近日，有报道称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对此，广东省红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回应称，广东器官捐献100%由系统分配，虽然医院有捐款，但遵循自愿原则，没有设标准。（见7月9日《新快报》）

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王海波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从目前情况看，地方红会就掌握着这种资源分配的权力。

问题出在利益二字。资料显示，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但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同时，每年仅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而手术费用从十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面对稀缺的器官资源与昂贵的手术费用，相关各方都想从中多分得一杯羹，矛盾由此产生。

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避免器官捐献沦为交易，因而由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见证、监督等职能。应该说，这样的制度设计非常必要，却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谁来监督和约束作为“第三方”的红会？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应当与其所监督的事务之间脱离利益关联，保持独立性。但如果如报道所言，以捐款为条件向医院提供器官捐赠信息，便表明红会的自身利益与器官捐赠裹挟在了一起。这是红会遭到质疑的原因所在。

由于我国器官捐赠工作起步较晚，财政投入不足，因而医院从医疗费用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以便红会开展相关工作，并非不可以，但必须以公平透明为前提。尽管器官捐献有一定的特殊性，牵涉到个人隐私，但也应该局部、定向地公开。有公开才有监督，有监督才有公信力。更何况，眼下的红会更有理由加大信息透明公开的力度。

概而言之，若想平息地方红会与医疗机构之间关于器官捐赠的争执，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更加精确的制度设计。首先，必须打破地方红会对器官捐赠资源的“垄断”，要么改变第三方机构的构成，要么加强对地方红会的监督，强制性地规定地方红会公开相关信息。其次，尽快建立“器官资源分配与共享”机制，将器官移值纳入统一平台，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其权威性，杜绝私下买卖的现象。考虑到器官移植的社会和伦理风险，以及其背后的巨大利益，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