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还可以再色情一点”、“鲜为人知的……”、“笑看历史,让历史不再枯燥！”……近日，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走访时看到：与一些经典历史类书籍的“不冷不热”相比，不少“另类”历史读物的书架前显得格外热闹，同时，诸如《微历史：我是彪悍民国史》、《微历史@宋朝人》等具有微博风格的读物也纷纷推出。

盛世修史，纵观近几年的图书出版市场，“历史书热”已是一个老话题。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历史写作也面临着自己的“五道口”，历史写作该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一个史学理论领域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提醒我们，在历史写作庸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趋势下，这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深刻的社会文化问题。

段子、八卦充猛料

“找到了读者的兴奋点，就找到了书的卖点”。部分历史类作品的写作已经成了用文字和史实的细枝末节玩花样儿：用段子和八卦等拼凑、封面上标榜着“教科书里没有的另类历史”、《麻辣近代史》 、“历史可以这么……”在网上网下的图书市场，此类带有搞笑、胡说、戏说历史成分的历史类书籍层出不穷，其质量也参差不齐，鱼龙混杂。

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大厅的“中国历史知识读物”区域，记者看到，一些主打“另类”，“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历史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的历史类书籍让人看花了眼。有的历史类出版物在序言中写道：“史书请卸妆，让历史生活化”。在一本名为《三国其实是个娱乐圈》的书中，张飞和关羽的关系被解读为“好基友”，而曹操被贴上了“打医生、泡熟女、玩艳照、愤怒的老鸟”等标签， 而“艳照门”、“天上人间”、“淡定哥”、“搞基”等时髦词汇也闪烁在各章节中。

记者走访时还发现，不少历史类书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跟风”、“模仿”等同质化现象。这边摆着一本《另一半中国史》，那边紧挨着排着一溜《别笑，这是另一半中国史》，继《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热销后，一些类似“历史是个……”句式的书籍也紧随其后，一些历史类书籍虽然在“面子”上不同，但仔细翻阅后不难发现，“里子”大相径庭，只是添加了一些“文字调料”。

另类历史到底值钱在哪？

今年五月份，“学术超男”易中天宣称将在未来八年间陆续推出一部36卷本 《易中天中华史》，如此“超产”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有网友认为“个人去写通史，最值得鼓励。集体写史应该终结了”，但也有人认为“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

“因为人们关注现实，所以往往要从历史从寻找参照系，这是历史书受欢迎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历史出版物极大丰富，各种历史写作形式从不同层面调动和满足着读者的阅读欲望，历史类书籍出版中的“文化快餐”也品种日渐繁多，对此，出版界人士谭徐锋指出，“出版界确实存在着一些刻意迎合部分读者的商业行为，这确实不太值得提倡，这类写作不是发挥文化主体性的创作，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投其所好，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

翻阅市面上一些打着“另类”旗号的历史作品不难发现，一些作者和出版商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对“历史”随意剪裁或断章取义，甚至有意在“气质上”与传统的历史写作形成了一种对抗，并以此作为营销的噱头。对此，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克辉指出，“历史出版物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历史不只是用来消费的，特别是快餐式的消费，对历史的声誉是一种极大的破坏。以不严肃的态度解构和重塑历史，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淡忘。习惯忘记历史的时代是不正常的时代，人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人都有‘猎奇’的心理，一些作者热衷于恶搞历史、解构名人、颠覆常识正是对读者这种心理的一种迎合。当我们把历史不再引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而一味迎合读者口味的时候，历史也就是失去了它的价值。” 对于一些作者和出版商热衷于恶搞历史、解构名人、颠覆常识的行为，刘克辉教授指出。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谭徐锋指出，“相信这都是过眼烟云，不用过度担心，因为读者也有一个分流和淘汰的过程，爱读书的人和不爱读书的人都在分流……”

请看清是在为谁写史

“历史类书籍作为出版物，也是讲究用户体验的，好的叙事方式、解读视角能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理应受到欢迎。” 对于目前市面上很“活跃”的微博体、语录体等形式的历史类书籍，谭徐锋认为，“微博体、语录体等这类将历史碎片化的写作形式，只是一个时代的偶然现象，不会成为主流，爆热起来很快，不过火的时间一般不长，相信学术界也会视之如浮云。” 他指出，写作都是个体化劳动，传播文化时应该具有文化自觉，自觉抵制部分读者的庸俗化需求。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长久以来，纯学术的历史类书籍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无疑有点 “难啃”，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历史写作既深入浅出，不让读者如坠云里雾里，又能让历史类著作中的经典和思想持久闪烁着智慧和洞见的魅力？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为谁写历史’的问题，写作技巧、叙事方式、叙事策略、价值评断的视角不需要改变，历史书也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旧制度与大革命》、《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克辉认为，历史写作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破坏历史的价值观，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写作，完全可以由作者的兴趣决定。历史写作不排除生动和俏皮，也可以展示幽默，“我们感觉担心的并不是历史写作的形式问题，恰恰是对于历史内容的一种破坏式解读。”

刘克辉教授指出， 现在的一些作者并不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著述，失去了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之使命感，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只要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粉丝”，他们是不管其著作的消极影响的。争做“学术明星”，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福音。出版商大都关注经济效益，使历史著作不再承担传递正能量的功能。只要能吸引眼球，任何内容都能“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