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工人的女儿，身体里流淌着工人的血液，注定一生都要为工人说话！”劳建兰如是说。

劳建兰19岁时做了纺织女工，22岁进入宁波市纺织局工会，27岁就职于宁波市总工会至今30年。

1985年，劳建兰考取律师执业资格，成为宁波市工会系统第一位律师；同年，其参与创办了全国第一支工人律师队伍——宁波市工人律师工作者协会；1994年，她推动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浙江省第一份集体合同；2003年，她推动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直属工会的劳务工联合工会，吸纳农民工入会；2005年，她开设“新宁波人律师热线”，用个人手机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就业服务；2007年，她在全国率先开展“五位一体”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协调建立宁波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中心；2010年，她组织成立了宁波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志愿者总队，邀请232名专职律师加入为职工维权的队伍……

1993年，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刚起步，用工市场缺乏规范。当年劳建兰代理了一起历时三年的违约金劳动争议案。

陈家姐妹是案件的当事人。她们所在的宁波某仪表厂于1992年底实施押金制度，从每名工人工资中扣2000元作为押金。陈家姐妹辛苦工作5个月，不仅 1700元工资全部被扣，还欠工厂300元钱。姐妹俩不堪忍受辞职离开，却被工厂诉到法院，一审被判赔工厂离职违约金5000元。劳建兰得知后，出面为她们代理二审诉讼。

法庭上，厂方严苛的押金制度和违约金制度，由于立法上缺乏法律禁止性条款，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事后，厂方竟把押金条款写入劳动合同。

终审败诉后，劳建兰认为，立法空白不应妨碍社会的公正。

她一方面带着陈家姐妹踏上艰辛的申诉路，另一方面多次恳请上级工会和市人大、政协、法院出面化解争议。在她的呼吁下，此案得到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注。1994年5月，宁波市专门召开协调会，促成了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厂方被责成归还陈家姐妹被扣工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相关条文对押金制度和违约金制度予以明确限制。

近年来，劳务派遣纠纷频发，化解难度加大，劳建兰无数次代理派遣工同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的诉讼。2012年4月17日，在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建兰参与了一起劳务派遣公司无故辞退怀孕女工案。

庭审中，针对企业和派遣公司的行为，劳建兰质问：“作为一家大企业，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变更’规则。变更时与女职工协商过吗？”最终，案件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派遣公司不仅继续留用职工，依法给予相应待遇，还酌情减轻她的工作量。

20多年来，劳建兰共接待劳动法律、政策咨询56082人次，出庭代理和调处非诉案件765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