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基层·走进班组】公安战线的特殊职工群体
进大门,有武警站岗,是身着警服的印刷所所长朱小清把记者引进去的。
进了印刷所小楼,楼道及每个房间都有摄像头监控,小屋说是“车间”,其实只有3台小型印刷机。
车间及办公室一尘不染,地上、桌子上等触目可及的地方绝无各种纸屑或废品,朱小清说:“在这里,洁净不仅仅是为了环境卫生,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密。”
这个只有几台机器的印刷所目前的正式名称叫“云南省公安厅文印室”,它可能是云南目前最小的正规印刷企业,这个企业只有12名职工,朱小清告诉记者,加上辅助人员也不到20人。
他们的工作量不大,但产品特殊,印刷的基本都属国家机密,朱小清告诉记者:“最少的一次,只印一份文件,是一份绝密文件,但所有工序一样都不能少。印刷产品印数大,成本就低,像这样印一份文件,成本自然很高。但是,我们是为公安事业服务的,经济效益不是首要任务。”
因为工作性质不一样,这里的职工包括临时工,入职后都要进行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教育,然后才能上岗,接触“产品”。这里的“产品”,不是书报杂志,而是文件。
在这里当工人要具备和民警一样的政治、业务素质,工作作风也要和民警一样雷厉风行。
2004年2月24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缉捕昆明“2·23”重大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加爵。这张通缉令就是文印所职工印制的。同年3月15日晚,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被抓获。
“这里面,有我们文印所职工的劳动。”朱小清说,“我们的职工熬更守夜,等着公安部的通缉令到达,然后通宵印制,次日即通过我们的网络把通缉令覆盖到全省城乡,形成一张天罗地网,为缉捕马加爵发挥了很大作用。”
通缉令的印制要做到绝无差错,否则,可能出现严重的法律后果,这对文印所的职工来说,文化业务素质非常重要。文印所办公室主任周瑛是从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来的,她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感触尤深。“对印刷所职工的要求与厅机关警察是完全一样的,比如,公安部的‘五条禁令’我们也必须严格遵守,这就要求我们的职工要具备各种相应素质。”
这个印刷所的历史很悠久,曾经以它特殊的角色参与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据印刷所老职工马师傅介绍,当年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材料就是在这里印刷的。
53岁的赵利忠在这个小小的印刷所工作了整整32年,“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几个人。”老赵到了印刷所以后,铅印时代,他负责铸字,后来改为胶印,他又尽快学习新技术,成为一把印刷好手,“除了打字没干过,几乎这里所有的工种我都干过。”
临近退休了,老赵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都没想到,老赵会如此要求进步。”朱小清很是感慨。
虽然“内容为王”,但印刷所在工作量上还是很可观的,周瑛介绍说,仅2011年到2012年间,印刷所就接印公安厅各单位文件、材料4400多个(份),共计录入处理文字2717万字,复印材料138万张,胶印装订1185万张,全体职工加班2351个小时。
这12名职工就这样为云南公安事业默默地奉献着,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朱小清,记者也不会知道公安战线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工群体,虽然他们的企业很小,人数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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