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上初中的1974年，喜德县里才有了首批自己的高中毕业生。前些日子听数学老师李新成说，他从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那里的时候，所谓的喜德县中学刚刚建立，全校只有两排平房孤零零地立在远离县城的半山上，那是1959年。有一次他夜里值班，听见外面的嘶鸣声，就拿着手电筒小心地趴在围墙上四处照，漆黑的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远处一些像灯泡一样的东西盯着他晃动，不时传来呦呦的嚎叫，再夹杂着其他的声音，20岁出头的李老师一夜难眠。次日黎明，伴着悦耳的百鸟欢歌，朝阳挽着霞光重新映照在他的窗前，来自内地的他才知道那些灯泡是狼的眼睛，混杂其中的“婴儿”哭声可能是猫头鹰。“那真是一个荒山之夜。”李老师说。这是他任教喜德县中学数十年里记忆最深刻的夜晚。

我上中学的时候，早迁到县城边上的学校已经有了两层的教学楼，那些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已经不年轻了。

据说教英语的刘永兰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快结婚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成了右派，之后不久她孤身一人从省里到了喜德中学。那时我们刚被黄帅和张铁生同志教育过，虽然学生们对教室内高于黑板的领袖像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尊敬，但并不惧怕老师。不过我怕刘老师。她声音大而清脆，脸和身形都比较宽，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成都人那样细润的皮肤，反而有点外国人的长相，看起来很严厉，人也很凶悍的样子。一次男同学决定剃去全部的头发，大家光头一回会会刘老师，开始我就不敢同意，最后才坚定地站到了队伍里。周一上课时，她等20多个光头站起来脱帽给领袖敬礼毕后，怒喝一声滚出去，不等声音传出教室，我们已在外面狂欢起来。课后她下楼见到我们很懊恼地说，怎么叫走你们就走啊……印象里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我还站立等待了一下，但后面的话她没说出来。

到初中二年级，英语课取消，永兰老师改教语文。有一天上课我低着头看一本叫“无脚飞将军”的书，在书到她手上之前我没有一点察觉。“哪个再敢这样我就把他的东西撕得粉碎。”怒吼后的老师拿着我的书回到讲台继续讲课。整节课我都在想完了，书被撕烂我怎么还给别人啊。一下课我立即就站到了讲台边上，准备随时抢回还没有被撕毁的书。没想到等同学都出教室后，她以从未有过的、很和蔼地语气对我说：“书借我看看，过两天我就还你。”那一天我心情少有的好。过了几天，老师没有提一点关于书的事，我只好在放学后去她家。到了她也就10来平方米的陋室才知道刘老师等着我去，她说那天真的很愤怒，但一看见我是在看书，怒气马上就没了，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似有别的话要说，但扫了一眼我们同去的几个人，语气变得很陌生：“有很多书更好看。”我问她有什么书，她生硬地回答说她哪有什么书，说完就把我们让出了门。

不久之后，永兰老师就离开了喜德。后来批宋江，《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成了好看的书。我偶尔会想起刘老师“很多书更好看”的话。高中读了《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意识到，好看的书不只是故事好看，刘老师的话似乎有特别的意思，可惜无法求证。

高中的语文老师还是姓刘，不过是个男的，已婚，但一人独自在喜德县中学。因为声音粗且有沙沙的声音，被称为刘烟汉儿，意思是老烟鬼。我们私下里也这么叫他，是个声音很大、长得魁梧的老师，但胆子却很小，这样使我的胆子变大了，所以不怕他。据说他是西南师范学音乐语文的，我一直没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专业。刘老师教语文的水平估计不是学校最好的，不过他总有些别的东西告诉你。他推荐过萧乾的《往事三瞥》，我读后只记住白俄的贵族，没明白在解放前夕萧乾为什么没去英国，是刘老师解的惑。

高考前的暑假，在数学老师王洪国那里享受无偿补课。有一次补课去早了，看见烟汉儿老师一个人在屋里随着声响晃动脑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伸头去看。“进来进来。”老师说。进去才知道他在听唱片，黑胶的那种。刘老师一边走动一边挥手一边讲，说是“罗马尼亚狂想曲”，是什么斯库的作品。听完他也讲完了，问我好不好，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改口问好不好听，这个我明白，“不好听。”烟汉儿很失望地挥了挥手，叫先去补课，改天听好听的。

改天是晚饭以后了。那天我在学校双杠上玩，见刘老师在门口拉拉小提琴然后进屋，然后拉着琴走出来，想想又进去，于是我走进了他的蜗居。他也不理我，自己做自己的事，不时还用手风琴演奏一下再写，好像是在作曲的样子。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了黑胶唱片：他还想着我忘记了的“好听的”。“今天我们听‘天鹅湖’。”他说。真的是很好听，我第一次知道古典音乐这个词，也是第一次知道“天鹅湖”不是交响乐，但很像交响乐，还稀里糊涂地知道交响乐有两个旋律，虽然更多的音乐知识一点都不知道。音乐课结束后，我和刘老师站在他门外的台阶上，我望着漫天的繁星想着好听的旋律，刘老师则看着对面的山，“音乐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说完他叹了一声：荒山之夜啊。我知道他不喜欢我的家乡，他总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就是你们这个拉屎都不生蛆的地方，但青山绿水怎么也不是荒山啊。

临近高考，我的成绩还是起起伏伏，班主任刘平中老师告诫我努力学习，或许还能上大专，政治老师李国均则坚信我可以上重点大学，为此还自己花钱搞到了成都市好中学的复习资料让我背，我搞不清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到底是什么东西，老记不住，只好放弃了。倒是烟汉儿和王洪国、李新成老师觉得我上大学没问题。我觉得老师们很可笑，回去告诉妈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妈妈说“儿子啊，我和你爸都没文化，你怎么那么想啊，要不是这些老师，喜德县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妈妈的话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我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音乐美的，辅导老师说汉斯立克是唯心主义，要我看看苏联的唯物主义理论，结果公社亩产是多少的和声音乐理论没找到，实在没水平批倒唯心主义，倒是发现有个叫穆索尔斯基的家伙，也知道了他的“荒山之夜”。烟汉儿老师对音乐那么在行，不会就是这个意思吧？他在等待黎明的钟声吗？或是感叹曾经的荒山之夜？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

再回去时，刘老师已经离开了喜德县。随后那一批曾经年轻的大学生先后都回到了内地，这期间我的师姐留在清华当了老师，而师弟也擅自从北大退了学，辉煌10年的中学开始从山顶往下走。日落之后，我又想起了刘老师说的荒山之夜。

有一年我到成都，同学说刘永兰老师也在成都，我们就去看了她。20年不见，她一眼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向她求证书“更好看“的特别意义，原来真的是那样，她反问我是不是那样，“那时候好多话不敢说。”她说。又过了些日子，来北京的同学说烟汉儿也到了成都，好，我一定要去问问他“荒山之夜”。

待我再到成都，刘烟汉儿老师已经不在了，阳寿不到一个甲子，跟着永兰老师也告别了我们，年纪也不大。可能是因为喜德那些个孤寂、或者还落寞的荒山之夜吧，他们曾经点亮了最后一支蜡烛想照亮那些个荒山之夜。

城市里呆久了，人也变得和千篇一律的水泥房子一样，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摸样，不过在月夜，只要月光洒落在我的身上，我就会抬起头，就会想起“荒山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