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学者黄纪苏在推荐语中说，“中国新工人的出现，似乎无声无响，却是一件将改变历史的大事。”这句话说出了我阅读此书时的内心体验。按照作者吕途的界定，新工人是中国经济崛起所造就的，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吕途认为，较之“农民工”，“新工人”更具“诉求”意义，“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我同意并进而认为由于“老工人”的消失和“新工人”的崛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下，这一过程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新工人”当下的生存境遇、生命体验和精神渴求，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中国工人的历史长卷，他们对未来的一切诉求，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到理解。

今天的新工人群体中的很多人，曾经属于“新工人子女”，他们是上一代打工者在打工地生育的孩子，或者在老家出生后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带到了打工的城市之中。他们从一出生，就进入一个典型的“新工人”生存环境中。

1991年出生的杨林，3岁离开家乡，一直在城市跟随父母和家人到处打工。杨林们中的一部分人确实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但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大部分人只是复制或部分复制着他们父母的人生。更值得关注的是，小杨林们在学校中受到的畸形的“励志”教育，被灌输了一种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杨林一面想着自己的妈妈那么辛苦，累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好好学习是为了不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妈妈那样的人是被否定的。

与父母们还会把回“老家”作为一种“人生退路”和精神慰藉不同，对于新工人子女而言，“老家”只是一个用来填表格的“籍贯”。高考、户籍、住房等各种限制性政策，使他们注定要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特别是对于80后打工者而言，虽然很多人生活贫困，甚或还不如老家的同龄人，但城市的经历让他们有了新的梦想。吕途调查的30名工友（其中25名是80后）中，有一半的人希望将来自己做老板、至少自己做小生意。但实际上，正如本书中总结的，“打工者的工作、思想、消费观念城市化了，但是打工者的工资待遇、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没有城市化，再加上抱着打工者终归要返乡的陈旧观念不放，和不想承担打工者社会成本的急功近利的企业和社会政策，打工者现在处于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对于这些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打工者而言，在城市中他们没有家。他们口中的“家”，是他们想象中的农村。他们一旦真的带着城市养成的习惯回到农村，又觉得无法适应。对于他们，返乡也许只是被城市拒斥后的无奈选择。

新工人诞生的直接历史原因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在城市的机会，逐渐形成了人数庞大的打工群体。今天，80后已经占据“新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他们最直接、最深刻地承受着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巨变。他们的生命事件折射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微观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如果说从50后、60后甚至70后的身上，可以找到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以及30多年来改革依照这样的路径走过，那么，从“新工人”特别是这个群体中的80后乃至90后的身上，我们才有可能发现作为改革的重要承受者的“新工人”群体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