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变

会风在变。

而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人大代表的比例发生着变化，“同票同权”的实现，基层代表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两会在变。

先从会风开始。

不再迎送，不摆鲜花，发车时间提早以尽量减少对公共交通造成的影响。这一切显著的变化背后，更深层次的变化悄然发生。

3月4日上午，当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历来“硝烟弥漫”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瞬间增添了柔和的气息。

这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发言人30年来出现的首位女性发言人，一头银发、蓝色正装，以温婉、亲切、柔中带刚的风格，直面中外媒体，以优雅的气质和聪慧的临场反应，赢得了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

人们在傅莹身上看到了女性参政者的别样优雅。

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女性学专家孙晓梅的研究发现，“中国新一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女性代表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妇女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行动正在推动国家新的发展”。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部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达到699名，占代表总数的23.4%，比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期提高了2.07个百分点，也是中国人大制度设立以来最高比例。

“相较于美国参众两院女性比例18.7%和日本国会中女性比例的3.5%，我国女性占比明显高出许多。”孙晓梅说。

与此同时，来自基层的代表比例明显增加，而官员代表相应减少。

数据显示，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代表比例的变化，意味着全国人大代表选举进入城乡“同票同权”时代。

代表比例的变化，让人们更多地听到了来自基层群体的声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均成为他们的关注点。

而在新一届全国政协的2237名委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委员占94.9%。高学历、高素质为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奠定了基础。

“今年雷人的提案似乎少了。”从事媒体工作的郑丹说：“今年两会期间，微博上被大家吐槽的雷人观点还真不多。”

这样的变化，在学者冯炜看来，一方面源于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与新媒体环境下，全民参政议政意识提高对代表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

“如果我们的政协委员和代表，将来都可以在各自的官网或其他网站上，很简短地、很清晰地告诉大家我都做了什么，这样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要更好地用每一年的时间去做好，而不是仅仅在开会的那几天履职。”针对雷人提案和建议，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表示，他将递交代表、委员定期晒议案提案的建议。

白岩松的建议要实现仍需制度设计，但无论来自民众还是代表委员自身，人们对两会5000多名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寄予的期望，正在促成两会中，那些隐藏在细微变化中有关公平、透明、民主的点滴进步。

两会之辩

辩论的场景，随处可见。

观点的交锋，亦让代表委员们习以为常。

两会上的辩论，和普通民众针对某一事件简单地表达态度不同。他们支持或反对的观点，需要以事实为基，辩论的内容才有基于现实发生改变的可能。

两会在辩。

代表委员们针锋相对的辩论频频出现。

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关于“取消小长假，实行长周末制度”的建议一见诸媒体，立刻引来不同的声音。

关于假期怎样调整才更人性化，两会中发表观点的远不止蔡继明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王向朝建议，不用挪来挪去，除了春节、国庆外，其他法定节假日就只在节日当天放假。而全国政协委员沙振权建议，干脆创立一个“劳动者暑假”。

类似的交锋在涉及民生的话题上更为常见。

关于房地产调控，有人力主“限购不如限价”，有人针锋相对：“调控的目的是房价平稳，不能大起大落”；关于食品安全，有人认为“源头在农业”，农业问题使得加工企业防不胜防，有人反问：“以我国农牧民当前的知识水平，他知道能往原料奶里添加东西？真正该痛恨的是丧了良心的企业。”

类似的公开争论见诸医改、教改、环保、反腐、养老、城镇化等两会热点议题。这样的“辩论”，不仅仅停留在会场。在会场外，观点的交锋也在进一步体现着公众对公共事务表现出的极高表达热情。

全国政协委员张树华认为，我们的公共外语教学已经严重呈现单一的现象，单一语种英语的一家独大带来很多问题。《北京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畸形英语教育“毁灭性打击”教育质量》，然而《南方日报》却回应“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学英语了吗？”

面对越来越多的观点交锋，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表示，“正因为有差异，人们才更有必要为了求得共识，坐下来一起碰撞沟通。”这位来自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的校长，已经对民主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辩论习以为常。“过去，有人调侃‘代表就是举举手’，但在参会过程中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两会上的辩论，和普通民众针对某一事件简单地表达态度不同。他们支持或反对的观点，需要以事实为基础，拿出让人信服的数据，给出理性、建设性的意见，而非简单的价值判断。

“只有自己进行过充分的调研，你的发言才有说服力。”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爱心诊所”所长马文芳，面对怎么写议案建议，这位已经参加过多次全国两会的代表说，自己没什么好办法，只有扎实地调研。

2011年，老马曾跑了3个省、18个县、调查100名乡村医生，得出三组格外令他心忧的数据：被调查的100位乡村医生中，平均年龄高达63岁，平均行医时间长达43．6年，而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仅342．7元。这一调查结果是乡村医生现状的真实写照——工作累、待遇低、养老无保障，使得乡村医生生活困苦，后继无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危险。

正是掌握了扎实的调研数据，今年马文芳带来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比照民办教师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及待遇决定”的议案》。

“辩论不是目的，在各种利益诉求面前，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才是代表委员们辩论最终的目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说。

两会之辨

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辨识。辨识真理，辨识现实，辨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现实议题的探讨中，辩论着有关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而最终达成的共识，恰恰是未来中国社会需要辨识清楚的发展路径。

新任国家领导人的举动，总是吸引更多目光。

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江苏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当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谈到苏州的发展思路时，总书记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

今年年初，浙江、东莞等地相继有一些企业或个人悬赏大额资金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并一度在网上引起热议。

总书记一句看似无意的插话，在有心人看来，却传递着不同的信号。“领导人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这说明他们是充分关注网上舆论的。”一位资深评论员分析说。

当公众还保持着对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个人的新鲜感时，伴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并顺利通过，由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悄然改变着中国社会。

3月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进而“铁道部”成为历史。这一由“机构改革”而诞生的新公司，代表着政府在转变机构职能上的努力。

看得见的变化，立刻成为新闻焦点。而那些尚未发生的改变，更值得人们对转变职能释放的社会活力，充满期待。

同一天，在我国延续20多年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媒体报道说，“以前申请成立社会组织，在向民政部门申报登记之前，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没有找到这个‘婆婆’就意味着无法登记。现在，这一饱受诟病的现象被终结。”

“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到来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谈到未来几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时这样说。

同样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同忻煤矿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最少需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

面对这样复杂的现实，有专家评论说，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就需要政府把该放的权力交给社会，把自己该管的管好。“但是，放权就是‘割自己的肉’，不容易。要怎么放权，未来政府还有很多硬问题要克服。”

纵观中国30年7轮机构改革，从减员增效到转变职能，机构改革正步入攻坚阶段。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这一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已经明确。随着两会接近尾声，热闹的辩论声渐渐消隐，有关中国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路径，在人们激辩的言语中，总会最终达成共识。未来，“中国梦”的方向已经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