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表“四问”子女教育

1月17日,江苏无锡清和学校三年级教室里,一名来自安徽籍的打工子弟正在用冻裂的小手专心致志地捧起书读。严西楼 摄
●投入了多少教育经费,能否晒一晒“清单”?
●在发展规划中,有关打工子弟上学的有多少?
●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有关部门做了些什么?
●异地中考、高考的“门槛”,何时降低?
“说的是建议,实质上提出了四大问题。”日前,在上海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农民工代表周振波的发言引发与会者的思考。
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如今都已经成为社会性话题,引起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但是当这些问题从农民工代表的话语中传出时,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周振波说:“许多农民工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只有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才能使更多的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这是作为人民代表的周振波在人大会上的首次发言,虽然仅仅是小组讨论,但是他传达的心声,依然不容忽视。
他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教育部门要增加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的教育经费。二是农民工输入地城市政府,要把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三是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要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民办教育更多的支持,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民办教育,并给予政策扶持。四是逐步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其父母务工城市参加中考高考问题。
周振波说:“让更多的农民工更好地投身到城市建设之中,真正实现城市梦。”
周振波的发言结束后,参加上海团第二小组的20位代表陷入了沉思,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四项建议实质上就传达出许多农民工面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四大质疑”——
教育部门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究竟投入了多少教育经费,能否让百姓见一见“清单”?
在农民工输入地城市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有关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的有多少?
对待解决临时性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一些非公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关部门究竟做了些什么?
农民工子女在其父母务工城市参加中考、高考的“门槛”,何时降低?
令人触目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子女因为不能随父母进城读书,或者面临失学、辍学,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周振波并没有细说。但是本报记者通过近期上海当地媒体,却看到一份令人触目的调查报告。
周振波所供职的德力西集团,就在上海青浦区,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青浦区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农民工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
农民工子女由于文化程度低,容易冲动,遇到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动辄施之暴力,为一些口角之争或者小摩擦就采取暴力手段大打出手,涉及罪名大都集中在“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其中“两抢一盗”就占了66.35%。
据统计,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犯罪以团伙作案居多,共同犯罪比例较高,特别是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犯罪案件较多,犯罪动机明显,预谋性强,社会危害严重。这类犯罪人数占农民工子女犯罪人数的64.4%。
农民工子女许多无户籍、无固定居住地,“他们既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又无法享受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在心理发育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教育缺失、意识观念的不成熟和社会不公平的存在,使他们易产生偏激的观念和过激行为。”青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检察官林丽娟就此分析说。
不能“全线皆输”
“教育问题不能等,等一等就会耽误一代人,现在的农民工子女没有受到公平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就令人担忧。”在农民工代表蒋宇霞看来,农民工子女的早教、幼教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从农民工到民办幼儿园的园长,蒋宇霞的成长经历也可谓历尽曲折,但是十多年来“关注农民工的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却始终压在她的心头。
虽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扶持,但是幼儿园规模和人员配备极为有限,蒋宇霞每年都要婉拒至少100名孩子入园,“每次婉拒一个孩子,我心里就难过一次、自责一次。我希望有更多公办园、民办园能低价接纳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和城里孩子一样走好成长第一步。”
从起跑线、小升初,到中考线、高考线,农民工的子女因为政策的“门槛”,得不到一条公平的跑道。
周振波向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努力学习,也能上大学,学到真本事,长大后找到好工作,也在城市里买车、买房,即便是他们仍然没城市户口,也算是在城里安家立业。”
这样的梦想,无关户口,只关乎公平。政府能否在城市里为农民工的孩子摆一张“公平”的课桌,是当下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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