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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3年03月08日 星期一

代表委员共商国是,目的是解决问题,但不同的代表委员提出的方案和思考并不相同,无论是网络反腐该不该,抑或解决问题从哪里入手,还是追问教育支出中多花的钱哪去了,每一个问题的讨论中,都有思想的碰撞——

【纵深视线】“唇枪舌剑”促共识

本报记者 李瑾 于宛尼
《工人日报》(2013年03月08日 05版)

3月7日,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上,有关医疗体制改革的话题成为热议的焦点。“要想患者笑,必须让医生先笑起来。”一位委员的这番话,引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会心一笑。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两会会场,是共商国是的地方。

在代表委员们分组审议和讨论的现场,各种不同的观点、各种字斟句酌的“计较”,无不显示出与会者对现实的关注,对解决问题的期待。

网络反腐,要不要

要不要反腐败?答案毋庸置疑,要。

那么,要不要网络反腐?来自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答案,却不尽相同。

去年,2012年,从“表哥”到“房姐”,甚至雷政富的艳照门牵出的重庆多名官员下马事件,都具有从网络发端到现实中被查处的反腐败特点。来自网络的反腐力量,让痛恨腐败的普通人,仿佛看到了一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之剑。

“我并不认同网络反腐的方式。”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亮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无异于新时代的‘大字报’。”

作为第一位归国创办律师事务所的“海归”,段祺华对网络反腐保持审慎的态度。从法律角度分析问题,是这位委员的思考路径。“网络反腐的手段首先就违反了法治原则,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权的问题。”

段祺华进一步阐释说,当然,公众人物、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范围肯定与普通人不同,但他们的隐私边界,在网络反腐中依然遭受挑战。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看来,网络反腐中面临的问题,没有必要看得那么严重。“网络有自净功能,当信息流动一段时间后,信息总会得到及时的修正。”

在要不要网络反腐问题上,代表委员们的态度不同,但大家对于如何更加有效有力地反腐,提出的主要手段却基本一致。

段祺华委员表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治。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法律,而是对法律的运用。能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阴影能撇清吗?”

中央领导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王长江委员阐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说:“重要的是编织笼子。我们不缺法律,缺少的是对法律的执行。”

代表委员们的观点,在具体问题上的确存在分歧,但在反腐最终依赖什么的问题上,并不缺乏共识。“最终还是要依赖制度反腐。”

多花的钱,哪去了

在教育上加大投入,该不该?几乎没有人给出否定答案。

但钱该花在哪里,该怎么花,却是不少代表委员更为关注的问题。

“2012年的教育支出预算是18929.11亿元,执行数是21164.61亿元,这多出来的支出是给了我们教育机构,好事儿,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就要问问多花的钱去哪里了!”7日上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入《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审查阶段,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捧着几百页的预算报告草案明细账提出意见。

龚克说:“我一共要提3处修改意见,请大家翻开第52页、21页……教育、科技资金的拨付需要连续性,财政虽说是先收后付,但科研创新等不得,更不能断层。”

在发给人大代表的预算报告明细账中显示,“科技条件与服务”2013年预算2835元,比2012年执行数减少1635万元,下降了36.6%,主要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奖励补助经费减少了。同时,“普通教育”支出预算是7256667.26万元,比2012年执行减少222788.05万元,下降3%,主要原因是按照“985工程”方案等项目支出减少。

龚克说,“985工程”已走过15个年头,为高校教学质量提高与科研能力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上述两项支出的减少,有项目执行方案进入尾声的原因,但我希望用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奖励补助经费预算能提升,现在高校科研急需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对于科研攻关起到很大作用。

此时,坐在龚克旁边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马杰也说:“我国的自主创新,急需基础类创新突破,这里很多都是由高校完成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关注大项目的创新投入,但我们真正差的是基础类研究的创新突破。”

解决问题,从哪抓

现实问题要不要解决?代表委员共商国是,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抓大还是破小?代表委员思维方式千差万别。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两会的会风有了转变。在小组发言中,经常可以听到主持人打断某位发言人过于空洞或局域性问题的“长篇大论”。

3月5日,教育界42组讨论中,主持人在一位委员的“表态”和“肯定”发言之后,再次重申:要讲真话讲实话,讲老百姓的话。最好从宏观大局出发谈问题。

在这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申丹发言时马上提出,“关于从宏观还是微观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我倒认为可以从微观的具体小事上开始。不一定都要站在宏观角度。”

申丹举了个例子。“原来教育部对高校教师的出国要进行审批。可是,有些学术交流时间有限,等审批下来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提意见,后来有人提出,教育部能不能先试点放开北大清华的审批,这个方法很好突破,就先试验。后来,很快就逐步推广到985、211学校,最后干脆就放开了审批权。”申丹说:“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下子提出的要求太大了,可能不好办。我看,小事可以推广的,也未必不能提。北京市的人大上,代表提的很多就是具体的小事,让小事件件有落实,促使政府端正认识,这没什么不好。”

抓大局还是破小题,怎么看都有点辩证关系。两会开幕5天,代表委员们对诸多问题各抒己见,关键的依然还是“怎么办”。

6日社科界的小组讨论中,32组主持人朱佳木一口气提了六七个现实问题——要把汽车当成支柱产业发展,符合国情吗?全世界钢产量有一半在我们这,带来的污染和土地问题怎么解决?都承认分配不公,但哪儿不公?经济要转型,可没有8%的增长率,就业就是问题,怎么办?

最后,这位社科院副院长总结发言,怎么发展?怎么公平?怎么深化?很多问题,尤其是细化到具体问题,就需要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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