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终，正是亲朋好友相聚欢饮的时节，然而在我国的 “酒文化”中， “劝酒”也是这个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东道主的一方，敬酒、劝酒还是一种必须的礼仪。

然而，日前重庆开县法院对一起因主人劝酒导致客人醉酒后摔成重伤，最终造成身体残疾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与原告各担责50%，被告赔偿受害人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共计33万元。开县法院的判决也因此成了史上“最贵劝酒罚单”。

法院审理查明， 2010年12月24日是重庆开县肖婆婆69岁生日，众多亲友赶到肖家为其过生日，肖婆婆的兄弟、 64岁的老肖也在其中。

午饭时，热情的肖婆婆拿出自泡药酒待客，老肖喝了六七两。晚饭时，在肖婆婆的劝酒下，老肖又喝了六七两白酒。随后，肖婆婆的儿子扶着酒醉的老肖去了厕所，但老肖走路不慎摔倒在地。

亲戚们将老肖抬到沙发上休息。第二天早上，肖婆婆见弟弟老肖一点反应也没有，嘴里还吐着血泡，当即通知其家人，将其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老肖病情十分严重，且因过度饮酒造成。经过抢救，虽然转危为安，但却落下终身残疾。

2012年3月，老肖将姐姐等6名亲友告上法庭，认为他们未尽到对同吃同喝人员照顾的义务，又让他错过医疗救助的最佳时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老肖放任自己饮酒，让身体超出意识控制范围，造成意外摔伤；亲友过度劝酒，酒后未及时对其实施救助，也是造成原告身体受伤的重要原因。法院认定，老肖醉酒摔伤造成的损失有医疗费24万余元、护理费26万余元、残疾赔偿金9万余元等，共66万余元。

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醉酒后发生意外而受伤乃至死亡，劝酒者该不该负法律责任？该案主审法官张森说，过度引酒会造成身体伤害，而过度劝酒，致他人醉酒受伤，也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案判决后，社会影响很大，各方对法院的判决看法不一，日前两位法律从业人员也从各自角度，对此案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应当担责

上海新闵律师事务所李晓茂

“酒文化”古今中外都有，但 “劝酒”却是颇有中国特色，尤其是部分地方那种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劝酒方式，的确让不善饮酒者十分头疼。所谓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为了表示跟对方感情绝不浅，即使不能喝也得 “一口闷”。这样的 “酒文化”，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陋俗。因此，一旦有人因饮酒而发生意外，比如醉酒受伤甚至死亡，我认为劝酒者是难辞其咎的。

所谓劝酒，显然是一方已经以各种理由推辞，而另一方仍执意要求其喝酒。在劝酒过程中，一方不能喝、不想喝是关键，至于 “劝”的方式则各地各人都有所不同。在上述情况下，如果被迫喝酒的一方因醉酒发生意外，劝酒者显然具有过错。

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然，该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作为饮酒者，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和饮食禁忌是最清楚的，如果自觉饮酒过量甚至不适，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应对。如果发生意外，劝酒者一般来说无须承担全部责任。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不但是经营者具有 “安全保障义务”，其他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对他人具有 “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具体到共饮这件事上，劝酒者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判别。如果一方坚辞，一方硬劝，即可视为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劝酒和意外之间有着 “饮酒”这一中间环节，是饮酒甚至醉酒导致意外的发生，而非劝酒直接引发了伤害。因此，饮酒者应首先对自己负责。即便劝酒乃至共饮者需要担责，其责任比例也是相对较低的。

正如某品牌酒的广告词所说的：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追责应慎

秦建铭 上海秦建铭律师事务所

“酒文化”在我国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深植民间的现实。亲朋好友聚会时致祝酒辞、饮酒、劝酒、行酒令等等，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虽然各地的 “酒文化”或者说 “酒桌文化”都有所不同，劝酒的方式也有差异，但共饮乃至劝酒，本身都是一种增进情感的方式。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旦因饮酒发生意外，我认为法院对共饮乃至劝酒者追责应当极其审慎。

首先从追责的法律依据看，目前法院要么以劝酒者有过错来追究其侵权责任，要么认定共饮乃至劝酒者没有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从前者来看，其实颇有因果倒置之嫌。其逻辑往往是：受害者因饮酒后发生意外而受伤或死亡，劝酒者知其不胜酒力依旧劝酒，因此劝酒者有过错应承担责任。

然而，所谓酒量并无客观的判别标准，有时连饮酒者自己都不太清楚，共饮或者劝酒者又如何得知呢？所谓 “劝酒”，和强行灌酒显然是两码事，通常都只是通过言辞进行。喝还是不喝，主动权毕竟在饮酒者自身。从后者来看，则过于扩大了法律规定 “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且设置了过高的注意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文义来看，主要针对的是所谓 “场所责任”，而将普通人相聚共饮套入 “其他社会活动”，据此将 “安全保障义务”加诸共饮和劝酒者，既有扩大义务主体之嫌，又设置了过高的义务。

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普通人共饮，不应赋予互相之间过高的 “安全保障义务”。一般来说，当事人自述不适后不再劝酒，或者明显醉酒后采取一定的措施，这可以视为 “安全保障义务”。但如果只是大家互相劝酒、敬酒，其中一人酒后发生意外就要求共饮者承担责任，而法院也以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加以支持，就显得有些 “强人所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