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成为了娱乐焦点。

在当年的逃荒途中，一个叫刘和平的青年妇女，亲眼看见自己的亲戚欲卖掉孩子，结果孩子的母亲抄起扁担，将孩子拍死，宁愿拍死孩子也不忍卖掉。60年后，当年的少妇已经变成老妪，在巩义市，她给前来走访的冯小刚讲了这个故事，还唱了歌。

那年是2002年，冯小刚为了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而走访河南，路上亲历到的一幕幕，使得一个个故事呼之欲出，最终形成了一个长达14万字的剧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2002年的剧本没有最终付诸实施，最终拍摄电影的剧本只有6万字左右。

事实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完成于1993年，起因是他的朋友钱刚在四年前时，想编一部关于自然灾害的历史书，钱刚搜集资料后，发现1942年时有一场旱灾发生于河南，造成大量灾民过世，而当钱刚找到刘震云时，刘震云发现自己对1942年发生过的旱灾浑然不知，顿感意外。

于是，刘震云去了河南，调查旱灾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但更令他惊讶的是，数十年后，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让当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也逐渐忘掉了1942年发生的事，包括刘震云自己的外祖母。刘震云的母亲就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被刘震云的外祖母捡了回来，因为没有吃的东西，她只好舔外祖母的手腕，直到舔出了骨头。这种遗忘给刘震云的震撼，甚至大于发现旱灾事实给他的震撼。

《温故一九四二》作为一个调查体的小说，刘震云查找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包括对亲历者的采访，以及查找当时《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等，将生活和历史资料结合在一起，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也探寻着自己，自己的亲戚们，到底来自何方。

而从冯小刚第一次看到小说，到最后将文字变作光影，搬上荧幕，用了长达19年的等待，因为将这个题材拍成电影，绝非易事。

2012年12月2日，上映第四天，北京西单首都电影院，售票台前排起了弯弯曲曲的长队。而排队购票的，几乎全部都是“80后”和“90后”，在他们过往的记忆中，早已没有“饥饿”二字。“之前有电影发行方面的专家认为《一九四二》不适合当下的年轻观众，而通过北京和重庆的首映看来，我们‘80后’、‘90后’的观众是不排斥这样的电影的。”冯小刚在首映礼之后表示。

“看完以后，很久缓不过劲儿，饥饿只是老辈人偶尔唠叨时提起的，但从没思考过真到那个时候会什么样。我祖籍是山西的，听爷爷说过闹灾的事情，但你不提，他不会说。”观众王先生在散场后对记者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片子，也许等那一代老人都没了的时候，就没有人能记得这些事情了。”

事实上，根据1912年至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我国较大灾害就达77次之多，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因为各种客观或人为原因，灾情经常蔓延数省，仅1935年就有17省发生水灾。

影片中，逃荒路上，尽管老东家和曾经的农户两家人一道相依为命，但饥饿，轰炸，抢掠，乱兵，令难民们手中可以维生的物资越来越少，不断有人倒在路上，但难民的队伍却未见减少，因为更多人加入到逃荒大军。

“最令我难忘的一个情节是，有一个镜头是被卖掉的母亲与孩子诀别，母亲把祖宗的牌位塞给还不懂事的孩子，让他死死记住‘家在延津’，而其他的亲人都已经死光了。”一位原籍河南的观众告诉记者，“我现在也是漂泊在北京，有的时候真想让孩子知道，他到底是哪里人。”

随着电影的热映，《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也再次引起众人的关注，长江文艺出版社则推出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完整版。

但是，小说毕竟不是严肃的历史学专著，对于小说是否全面反映了当年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今仍众说纷纭。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就对小说有所质疑，包括对小说中列出的死亡数字。“就一个作家而言，在对历史的了解与把握上，我们无法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试图充当历史的解释者而不再是杜撰故事的作家时，他就必须遵守历史的基本规则，秉持客观、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黄道炫在批评文章中写道。

关于影片《一九四二》的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对于观众而言，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九四二》。在网上，来自全国各地网友们在品评影片本身之余，也讨论着各自的“家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