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有个惯例，县太爷通常不能在本乡任职，要在京城的吏部抽签，选择发往的县份。千里迢迢上京城，风尘仆仆去赴任，古时可没有高铁和飞机，这一来一回不知道要走多少时日。明清两朝官场腐败，一路上陪着县太爷颠簸的，不见得有老婆孩子，但一定有一个贴心体己，自始至终跟在身边，那就是账房先生。

新县令到了县衙，两任县太爷要交接，连一个茶碗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另外还要把“账目”算得明明白白，比如在过节前交接的，那么商铺店面和大户们马上就要送来的节日“规矩”，两人要按约定俗成的比例分。

两任县太爷的账房先生也要交接。话说这账房先生，本就不在“编制内”，工资和日常吃喝开销都由县太爷本人支付，那两任账房先生要交接什么呢？交接账本。如果此项交接不妥，县太爷轻则丢官罢印，重则抄家杀头。

这个账本，不是县衙的公账，而是历任县太爷的私账。比如，县官到任，要向知府送“到任规”，钦差和道员们下到县里来巡视，要有“规矩”，上司的小孩过生日，也要有“规矩”。什么样的县份，对于上级来的哪些官员，碰上什么事情，送多少，每个情况都不一，具体惯例是多少，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送少了，上级会怨恨县官，送多了，不仅同级官员们会埋怨，并且县官自己也会“入不敷出”。甚至连拜见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还要给这些衙门或是私宅的“传达室”送“门敬”，才有可能见到上司。

账册上除了这些开销，还列出县衙属员们的日常开支。清代一个七品知县，一年俸禄不过四十五两。但县令身边却往往带着大大小小好几位随员僚属伺候着，他们的工资，朝廷不管，只能全由县令的私账支出。

为了交接账目，后任账房要请前任账房好吃好喝数日，并且要出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的银子“买账本”。如果前任账房觉得后任账房伺候得不够好，或者出的银子不够高，会把账本给改掉，比如将送给上级的“规矩”减少，但把从下级“进献”的“规矩”增多，同时增加衙门随员们的工资开支，这样，新任县太爷的支出就会增大，同时上下两级都会对他不满，这位县太爷的乌纱帽也就戴不了多久了。

《官场现形记》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个新任知县叫瞿耐庵，老婆极为吝啬，总揽“财政大权”，于是账房先生一职便交由大舅子贺推仁担任。贺推仁听说要向前任账房买账本，老大不愿意，便找自己的妹子，也就是瞿太太商量，瞿太太闻听后大怒，拒绝出钱买下账本。

前任账房见如此情形，也不含糊，将账本上凡是要送上司一百两的，一律改成八十两，甚至五十两，从此所有上司对瞿耐庵无不怨声载道。有一次知府家添了孙子，瞿太太查账本上写“本道添少爷送贺敬一百元”。瞿太太觉得知府比道员低一级，孙子更比不得儿子，于是竟将一百元连打两次八折，送“六十四元”。

结果赶巧了，知府名字就叫喜元，而知府的祖爷爷养他的爷爷时，恰好六十四岁，于是知府爷爷的官名便叫“六十四”。不多不少，瞿耐庵送来的贺礼上总共六个字“喜元六十四元”，把知府老人家两代的讳全碰上了。知府气得直接把送来的洋钱扔了出去，瞿太太得知后却不以为然。

原来瞿耐庵这个县官，是走了湖广总督府里丫鬟的“门路”。总督的宠妾九姨太有个丫鬟，总督甚是喜欢，却又畏惧姨太太，不方便自行纳为妾，便认了干女儿，许给一个游击将军，人称“丫小姐”。 瞿太太为给丈夫谋得官位，不顾自己已经半老徐娘，竟认了这位十几岁的“丫小姐”当干妈。按照此番辈份算下来，瞿耐庵勉强算是总督的“干外孙女婿”，仗着这层虚火，因而没人敢动他。

后来湖广总督调任直隶，自抚台以下，没有人不去向新总督说瞿耐庵的不是，新总督无奈，只好找了个事由，将其撤任了事，没有多做追究。撤任之后按惯例要去省城听总督“训话”，但这总督衙门的差役，当年因瞿耐庵在任时送得太少，竟累月不给通报，又不让他回家。于是落魄的瞿耐庵只好每天抱着破袄在总督衙门大堂的地上睡觉，随时等候召见，到了最后，竟连大堂房子有几块砖头都数得一清二楚。

明清两朝，县官尚且如此，那上至京城六部，下至地方各省府，哪个身披官服者，又没有一个自己的账本呢？国库连年空虚，四面烽火燃起之时，朝廷竟拿不出军饷。帝国的万里长城，最终毁于县官们的贪婪“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