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她们中的一个。”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形象的比喻，代表了中原作家群根性写作的突出特点。

在日前举行的“文学中原崛起”研讨会上，刘震云、李佩甫、张宇等河南籍作家和评论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中原作家群的现象和面临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如果不是以时间的方式叙述，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叙述的话，我相信，能与‘中原作家群’比肩的地域文学群体几乎凤毛麟角。”评论家孟繁华指出，“中原作家群”虽然是新世纪提出的概念，但是它的异军突起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为事实。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原作家群将他们的创作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中原作家群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有雄厚的文学创作实绩，尤其是把外省的豫籍作家纳入其中之后，这支队伍就显得洋洋大观。”评论家雷达说。的确，无论是本土的李佩甫、张宇、二月河们，还是在北京的刘震云、刘庆邦、阎连科们，任何一个名字在中国文坛都是响当当的，更何况这些名字加起来，又有从80岁到20岁的作家群几代同堂，无一不显示着中原作家群的实力和规模。那么，中原作家群的崛起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什么？这样一群实力雄厚的作家，他们的原乡意识与根性写作的厚重之余，又面临怎样的突破与困境？

“河南文学是有根的，根系深深扎在广袤的乡土世界中，扎在肥沃的中原文化中，因此才有作家对动荡与守常中乡村生活的体悟与表达，才有作家对几千年传统文化哺育下的国民性格的正面负面的精准捕捉和剖析。”雷达认为，河南文学少见凌虚蹈空之作，也不见呢喃的私人话语，多显出厚朴深刻的特征，对社会生活、人性与灵魂的复杂性常有独到洞见，直抵民族灵魂的深处。他们基本上是不追逐潮流更迭的慢热型作家，似乎总在潮流之外，潮流之后，根据自我实际的创作经验进行着一以贯之的执着探索，他们的经验，无疑是当代文学可贵的写作资源。

作家墨白也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立足于本土经验和本土意识的，无论他接受了多少外来的观念和叙事手法，最终还要回到他熟悉的那片土地，因为一个作家的情感和责任不可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分离开来，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根植大地。作家邢军纪也提到，自己的创作基本上反映了他对“乡土”二字的理解。他说：“我的创作受益于‘乡土’的恩惠，今后我会更加热爱她。我认为，要想获得文学上的突破，必须坚守我们的乡土意识。”

对于本土作家而言，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是否也有一定的局限？“萝卜泡在缸里没味道。家乡是要思念的，鲁迅不离开绍兴写不了《故乡》，沈从文不离开凤凰写不了《边城》。文学是漂流的，如果一直在本土，作家会被雷同的感受淹没，思想的高度会受限制。”作家张宇说，所幸中原作家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无论本土还是离开河南的作家，都怀着对中原深厚的感情，几乎每位作家都表现对土地的思想认识。如果用植物比喻，他们的根都扎在中原大地，但是每片叶子各不相同。比起其他地方的作家，河南作家总给人慢腾腾的感觉。张宇说，中原作家的节奏慢半拍，有韧性，总是不慌不忙，不事张扬，不急功近利，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中原作家群不是以“先锋”、“实验”闻名，他们并不在形式上引领风潮，他们的创作与新潮没有太多关系。坚实的生活基础，深厚的生活经验，是中原作家群能够长盛不衰最核心的秘密。孟繁华指出，文学是一个虚构的领域，但是，虚构如果没有生活作为依托或基础，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原作家群是一个“守正创新”的文学群体，他们的目光密切关注生活的变化。

河南作家以乡土为重要特征，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李佩甫笔下的豫中平原，刘庆邦笔下的豫东大地，周大新笔下的南阳盆地，乡村生活场景真切逼人，农民性格生动鲜明，农民思想灵魂的挣扎矛盾清晰可感。但现在，农村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民的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村不再是封闭式的乡土了，而是开放式的了，根性写作意识强烈的中原作家群，对当前乡村动荡生活的精神嬗变和内在流失关注与表现是否与时俱进？

在总结中原作家群创作成绩的同时，雷达也提到，河南文学仍多采取封闭式传统写法，对转型期巨大的生活变化与精神变化显得隔膜，农村在传统文化与当今商业文化裹挟下的杂糅变化新旧更替书写很不够，这不仅是河南文学发展中的遗憾，也是当代中国文坛书写乡村的不足。

“我们不比数量，而是比谁能拿出一部极致的作品，一部反映时代、反映历史变化的优秀作品，这是更高的要求。”张宇说，面对这个要求，我们做得还不足。所以作家们更需要从容写作，厚积薄发。正如评论家梁鸿鹰所说，立足于本土生活，立足于自身，以此为出发点，观察并理解中国。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没有“乡愁”的时代，中原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回望自身并寻找未来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国”的方法和可能性。这也正是文学豫军“中原崛起”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