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但有藏书室。早在西周社会官府就设有“藏室”，秦朝皇家藏书室称为“石室”，汉以文治天下，建有颇具规模的“兰台”，由是“石室”、“兰台”成为历代皇家藏书室的代称。私家藏书亦代不乏人，宋有司马光的独乐园，元有胡三省的石窟、赵孟頫的松雪斋，明代则有藏书丰饶而名甲天下、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天一阁。

20世纪来临之际，维新派人士提出开设公共性质的藏书楼，浙江绍兴的徐树兰即筹建了古越藏书楼，但图书只在文人士子中传阅，与公共图书馆性质相去尚远。其后的近代大学附设有图书馆，如京师大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然而其读者群也仅限于大学校园内。

直到1904年，中国内地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图书馆，不在京师，也不在开埠较早的上海，而在中部省份湖北，创办者是“敢为天下先”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湖北图书馆先建在武昌长街闹市，后移址蛇山南麓，这里绿树葱茏，环境清幽，绝好的读书胜地。上世纪50年代曾易名中南图书馆，那时我正读小学，放学后常直奔其中的少儿阅览室，沉浸在“娃娃书”的海洋，乐而忘归。

张之洞不仅在湖北兴办图书馆，还推动了湖南图书馆的建立，1909年晋京入阁，又与教育家、考古学家罗振玉等创建了京师图书馆。此后，各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至1936年全国已有5196所之多。

毛泽东是善于利用图书馆的典范。他曾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当时他才19岁，风华正茂，看到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图书馆更是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在它创办之初，开宗明义，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欧美国家的平民取向更为鲜明，加拿大温哥华的图书馆馆规规定：不论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王子还是乞丐，都不需要任何证件、任何费用即可进入任何一个图书馆阅读，甚至休憩。去年，杭州有人对乞丐、捡破烂的入馆有异议，馆长褚树青的“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或曰换个区域）。”这句闪耀着忠实于图书馆管理理念光辉的名言感动了所有平民大众读者。

当下，图书馆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包括不计其数的图书室），“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设任何门槛地为普通大众服务，这是图书馆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它历经百年、长盛不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