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私家车较大量较普遍进入家庭为标志，中国人真正接触汽车时代是从1995年开始的，距今不过17年时间，但在全国县城以上的诸多城市，却早已形成严重的停车、环保、能源、拥堵、事故等社会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诸多法律、文明等问题也已摆在了国人面前。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是一个值得庆贺的问题，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前者，是因为人的能力得到了延伸，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马克思在人的物质和技术力量发展中，在人控制自然的手段的扩张中看见了人的进步。”后者，是先觉者庄子和卢梭反省并提示我们必须警醒的老问题，“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汽车工业只是工业的一个分支，它体现了由韦伯启幕，法兰克福学派接力所反复抨击的工业化社会所必然固有的“工具理性”极端化问题。汽车的形成及其使用以及何以使用的它的内在逻辑，会形成所谓“汽车文化”，而“汽车文化”，其实包含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在某个单一群体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为当代民众广为接受的主宰性世界观”。在汽车的“文化霸权”语境之下，你甚至被剥夺了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消极自由”，即你不想使用或者可以不使用汽车的自由。

自18世纪人类现代工业在西欧诞生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捉对厮杀，一直难解难分，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但随着工具理性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它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化的批判逻辑，汽车就是“工具理性”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的工具。

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辅之以东方农业文化的传统价值，以“轿车”尤其是“豪华轿车”为符号，一个人的社会身份、阶级等级于此得到委婉的昭示，这也是中国汽车社会的瞬间形成不能全部以经济发展为解释原因的道理所在。

人类对自身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工业能力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知，其实都经历了一个禅家所谓“初禅、禅中、禅悟”的三重境界——“看山水是山水；看山水不是山水；看山水仍是山水。”

现在，人们意识到了，“工具理性”只在一定范围和时段有其合理性，一旦漫无边际，则害莫大焉，譬如就环境而言，人类没有高出其他物种恣意“改造”大自然的权力，更没有“人定胜天”的终极利器，因为人类自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相比之下，“价值理性”体现人与物的和谐关系，在它关心的视野中，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是人永续发展赖以依附的凭借。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有不同比重构成的国度，会遭遇理解的现实障碍，因此，我们很难读懂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警告，也因此，这组以汽车作为具象符号所展示的工业文明的困惑，才为我们预留了覃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