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我最喜欢他那个我打小看上去“似尺非尺”的不锈钢的物件。

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他用它卡住老虎钳上夹紧的钢铁工件，在比划什么，还看到他使用那玩意儿后总是很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精致小木盒，那木盒内还有柔软的衬垫，等自己长大了才知道那玩意儿叫“游标卡尺”，是一种测量长度、内外径、深度的量具。

从这儿，我开始触摸标准化和工业文明的有机联系。

直到自己大学毕业从警了，配发了一支手枪，有数据说其口径为7.62毫米，出于好奇，还把父亲那把游标卡尺拿出来实际测量了一下，的确是这个数据，同时才知道所谓枪炮的“口径”，指的是它的内径。当时父亲在一旁看着我的举动觉得很有趣，“你还怀疑人家兵工厂的技术？口径都是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不然，这个大那个小，还能用么？”他一脸笑意。

那以后，有意无意开始关注生活中的很多对象了，工业产品不用说，就是家具，比如看到木匠在下料，总是各种尺子都有，还要弹墨线，问他干嘛这样，大约是觉得我问的问题实在愚蠢，那木匠很不屑，头也不抬，只是说：“没这条线，你就是神仙也没法下锯把它锯直了，还不把这块料给报废了？”原来，即使农村木匠干活，不同的人做出的桌子椅子柜子，大小厚薄高矮完全一致，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就是他们有标准，而且都严格按照标准来规范施工。

再用这个眼光看军人队列训练，也完全如此，坐卧行走站立，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其“技术规范”，亦即一种标准，从军几年全部按照这个标准行动和生活，自然也就是标准化的人了。从这个道理延伸出去，20多年前做刑事警察时，咱还依据嫌疑人一句“站住，干什么的”的话语，侦破了一起抢劫案，抓获了一个有行伍阅历的嫌疑人，因为嫌疑人所说的这句话很标准很规范，从而具有军人的“职业”特点。

懂了这些以后，才完整理解恩格斯的一个观点，现代军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离开工业文明，就没有现代的军队。

标准化天生和工业文明有机一体，但标准化的意识以及实践诞生得很早，几乎是和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相一致的，道理很简单，比如打猎用的工具，由于人体和各个器官的差异不大，长短粗细也就差不多，由此渐渐形成了大致的尺寸，以普适所有的原始人使用。

但真正的标准化还是诞生于工业文明以后，具体来说，就是18世纪产业革命的产物。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正式论述了“分工”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在他打比方的“扣针”制作例子中，生产一枚扣针有18道工序，如果一个人负责完成18道工序，一天只能生产20枚扣针，而一旦一个人只做一道工序，也就是有18个人分工，则“一个人”一天可以生产4800枚扣针！斯密只是说了各个部分的专业分工如何促进生产效率，其实他还应该附带说一句关于扣针的标准化问题，否则，这个疏忽可以成为斯密“分工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何以故？如果没有标准化，那扣针的各个部分不统一，即使你分工协作，专业化了，也不会带来效率的极大提高。

这个斯密理论的软肋直到20世纪初才被美国人泰勒在汽车生产的现代化过程中用实践弥补掉，福特在用标准化创造了汽车产业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在那以后，比如说，任何工业化国家出产的一部机器上的一个螺钉，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人们都知道要拆装它的原理及其规范，因而极其简单——右（顺时针）紧左（逆时针）松——没有任何例外。

这就是标准和规范的魅力。

一句话，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人类的现代世界，也不会有未来，在“标准化重要”这句子中，在“重要”之前加上“极端”两个字，绝无“极端”的悖谬。

然而，在农业文化极度发达而工业文化极其薄弱的中国，懂得这个今天看来极其简单的道理并不容易，即使在今天，我敢说，好多人还是不懂这个看似普通的工业文化的标准化，也不会拆装一个螺帽，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车如流水的高速公路或者大马路边，时尚男女站在瘪胎的汽车旁无从下手换个备胎。

因此，有着和“标准”有关的众多头衔的王寿魁，他的存在价值可能还不是具体的那些业绩，比如出版各种标准出版物，参与打击“假标准”等等，在我看来，他的更大价值是在中国由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节骨眼上，用自己的业绩参与并推动“标准化”作为工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促使正在转型的中国向工业文化发生实质性的位移——

以斯而言，他是孵化工业文明意识的驯育师。

从这个角度，可以触摸转型中国的体温，可以厘清2.4亿所谓“农民工”蝉蜕现代工人的艰难，同时也据此树立信心。

（王寿魁事迹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