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相竞出的大好形势，但那时却没有人使过“百家争鸣”一词。看来，事实比名词更重要。当时的事实是：确实出现了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的思想家、理论家，称得上世界上少有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奇观。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涌现了那么多自成体系、自成学派的思想家，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刑名家、阴阳家等等。而且那些“家”，无论其独立思考、独立发现、独立表述的能力，还是彼此否定、彼此争辩时具有的理性思维高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那样的大好形势被破坏、被冻结也是注定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无论是“大秦”的焚书坑儒，“大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大明”、“大清”的大搞文字狱，主要的用意无非是搞掉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和思想家，借以禁绝各种思想的争辩。

首次将“百家争鸣”定为中国文化方针，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将文化(包括文艺、学术)的方针定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无疑是大好事，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解放。

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一时间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但是靠经济利益的“一神教主”来治世，似也不成，很难实现文化上的多种“花”的齐放和多种“家”的争鸣。依据市场价格来推举的“花”，来判定的“家”，最终只能使一类的“花”或一类的“家”成为高价品。这类“花”，就是以娱乐功能、演艺叫卖为主体的走俏之花；这类“家”，就是以知识推销、学术表演为主坛的“家”。致使端庄的“花”和凝重的“家”，其特色和独声日少。比如我们在观看种种文艺演出时，就会发现文艺的娱乐性所占的比重不仅极大，有时甚而达到百分之百。

我们在各式“百家讲坛”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大都是一个“家”在那里自演自说，很少或根本听不到各种“家”的争鸣(即各种“家”的相互反驳、相互争论)。失去了争鸣意味的“家”，失去了发出异声的“鸣”，能使中国文化呈现出真正的生机和可信的繁荣吗？值得怀疑。

当今中国的文化，弱势之一是争名者颇多，而敢于并善于使用辩驳、批评方式去争鸣者很少。有时甚而陷入“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地步。

比这更可忧的是，无论是独鸣还是互鸣、群鸣，功利意识都太重，而将善恶、是非、美丑的判断标准看得很淡，也弄得很乱。

我们必须懂得：一家独鸣、缺少互鸣是文化的愚昧和虚假的表现，而将争鸣变成一种才艺表演或名利炒作也是文化躁动的标志。

真正的争鸣，文明的争鸣，高品位的争鸣，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必须提倡。

文化像许多事业一样，都含有一定的功利属性。毫无功利属性的文化是虚无文化，不可取。但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首先追求的是社会功利。立足于这一点，百家争鸣才有可能使文化越争越有生机，越鸣越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