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到底有多少职工在岗时接受了技能培训？达到技术等级的工人有多少？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有多少？”全国政协委员牛越生翻开国家统计局等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仔细查看，却没有找到答案。

“没有科学准确的数据，我们就不知道差距在哪里，以‘差不多’的数据为基础，就只能制定‘差不多’的职业教育政策。”牛越生委员无奈地说。

改革开放初期，牛越生委员曾认真分析过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之道。他发现，上世纪5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家从战后破败中迅速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他们的成功具备同一规律：都十分重视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有一套完整的职业素质教育体系。当时，许多专家便提出建议：“中国要实现经济腾飞，必须重视职业教育”。

然而30年过去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本质改善。

“必须承认，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并不高，但苦于‘用工荒’，许多企业不择良莠，来者不拒。”牛越生委员在调研中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进城谋生的农民工不具备相应技能，甚至没有参加过任何技术培训，就扛着行李走进企业，成为生产线上的工人。技能水平低下，不但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更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作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牛越生委员常年与国有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企业打交道，听到最多的抱怨不是资金匮乏，而是人才短缺。“我们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却没有一流职工。”一位企业管理者告诉牛越生委员，我国许多尖端产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数10年，更多时候，不是因为我国缺乏核心技术，而是职工的素质不能满足企业规模化生产的需要，无法生产出尖端质量的产品。

据了解，现有许多职业培训机构只是“证书班”、“保过班”、“应试班”，这种低水平、同质化、重复性的培训方式，并不利于将职业培训与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可持续发展，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发展最基础的条件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牛越生委员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把职业教育当做“不赚钱”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做，牵头建立一批一流的带有示范性的职业培训基地。

“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培养‘一流士兵’的关键期，刻不容缓。”牛越生委员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