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的客厅，泛着光泽的地板，壁挂电视还开着，郑洁坐在白色沙发里打发时间。郑洁不是这家的女主人，她是这个富裕家庭的家政工，今年23岁，来自安徽。她告诉记者，这家雇主给她的待遇不错，而且活儿也不累。可她时常感到空虚。

在近日一项针对农民工幸福指数的调查问卷里，郑洁填写的选项是不幸福。

这项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发起的2011中国农民工社会心态调查，包括幸福感、情绪枯竭、社会距离、社会支持感四项指数，其中，幸福感指对自己生活和工作各个方面所进行的主观幸福感受评价；情绪枯竭是指对自我生活工作中的负面情绪的体验程度，通常是指个人从情绪上已经缺乏对未来的热情、勇气和耐心，感觉到情绪疲惫和无能为力的程度。

据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介绍，幸福，在农民工眼里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多少那么简单，家庭团聚、工作的环境改善、社会的接纳等，都成为农民工眼中幸福不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

幸福是不像螺丝钉一样生活，有梦想且能实现

姜浩宇来自重庆，他今年25岁，中专毕业，在一家摩托车厂上班，每天八点上班，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晚上遇到加班就很晚了。他和6个人住在厂子提供的宿舍里，一个月收入为3000元左右，工作内容是组装发动机。

“说白了就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每天就是把打钉机抬起来又放下，机器不停人也不能停。”姜浩宇说，除了上厕所和吃饭，他一天都在流水线上。姜浩宇平时在厂子里吃饭，一个月花掉200多元。平时和朋友出去吃点小饭馆，偶尔去去网吧，打打台球，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他曾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分开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对于现在的工作，他没有太多想法，在这条流水线上，他已经干了近8年。身边的工友一个个离开，也有的再回来。

“我的幸福就是能脱离生产线，最好自己创业。”姜浩宇这样告诉记者。

但每天这样周而复始，忙忙碌碌的日子又时常让他忘却自己的理想。看着工厂周围不断拔起的高楼，他觉得自己越发得渺小。

“我只是个普通工人，除了组装发动机，我什么也不会做。”

他经常自言自语：“我知道自己的路不好走，但我不想停下来，而且这日子就像这流水线一样想也停不下来。”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幸福感随教育水平增加而增强，月收入水平在3001~4000元的群体感觉最不幸福。而姜浩宇就是其中的一员。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对于工作环境和事业的追求已经和最初的一辈截然不同。改变“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幸福关键，创业成为他们的梦想。

北京中通快递的快递员李晓晓，他每天首发上百件，跑上跑下，他自己形容说，“每天一出发就不会停下来，跑上跑下，电话还是电话。”

他不甘于自己的生活像螺丝钉，宁可花钱租房子他还是咬牙把河北老家的未婚妻接了过来，“再累也要回去吃饭，说几句话，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了生活的动力。”

李晓晓终于在快递公司坚持了2年最苦的业务员生活之后，承包了中通在北京的一个分拣点，自己手下有了几名快递员。

和李晓晓一样怀着梦想的21岁山西来京保安小文，每天略微有点空就会去网吧，“我每天都要浏览淘宝和阿里巴巴上百遍，寻找商机。”

哪怕工资一月扣完仅1100元钱，冬天吃的都是熬大白菜，小文也表示，“一定要创业。”

幸福是有个家，有人牵挂他，有人热饭、有人说话

李巍来自湖南，今年26岁，在东直门一所高档住宅区做物业，经过5年的城市生活，她的视野已十分开阔，在雇主的鼓励下，她每周还会去参加公益活动，把自己做的手工拿去义卖，帮助西部儿童改善营养。

她一度想回家乡发展，但仅仅过了一个月她又回来了。“习惯了城市，再回去很难适应，家里也确实没什么活可以做。”

“我不想过叔叔辈那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老实巴交地在城市里挣钱回家，我现在的想法是争取留在城市。”

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个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已迥异于父辈。

据调查人员介绍，大部分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开拓社交网络的想法，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向往城市生活。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的想法已经趋同，差异越来越小。”工众网总裁李李久鑫表示，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出现较明显差异，年轻人（16~25岁）群体在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上都要高于年龄大的群体（26~44岁），但是情绪枯竭程度相同；年龄大的群体社会距离感显著高于年轻群体。

而事实上，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整个农民工群体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家庭化迁移让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涩，放工回家有人热饭、有人说话的生活成为他们的慰藉。尽管城市生活成本让农民工的负担变得沉重，但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的代价。

今年24岁的农民工小王是江苏人，在北京做家庭装修油漆工，他在北京平房村租住了一间平房，把妻子和孩子一并带到北京，3岁的儿子在平房村里上幼儿园，每个月孩子的花费上千元。但是小王夫妇执著的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守儿童太可怜了，我自己从小就是和爷爷奶奶长大，我明白孩子渴望父母的感觉。”

小王说自己觉得很幸福，每天下班后能看到孩子，能有个家，家里还有人牵挂他。

幸福是融入城市，而城市张开翅膀接纳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介绍，城市化进程加快，由单纯的农民进城发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时”生活圈，出现城市群，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

近年里，我国各大城市郊区或城市中心的“城中村”逐渐涌入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一部分人对融入城市的要求已越来越迫切。

王洪进是河北人，今年29岁，常年在东升乡做蔬菜水果生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经营他的生意已经小有规模，好的时候，一年有7、8万元左右的利润。他把女儿和老婆从老家接了过来，一家三口住在东升乡的平房里。

“比在家种地收入高，现在又一家团聚，应该算是幸福。”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现状。

但这一两年，他发愁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他想到了自己的社保问题。“我能缴纳城镇养老保险？”

王洪进的负担感就来自于医疗社保这些事关未来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而且他和身边的几个老乡也认为这些年轻时不在意的问题越来越现实和紧迫。

有时望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女孩，他会常常发呆，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孩子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伴随着的城市拆迁，附近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都已经消失，孩子上学又成了他的心头病。“城里人愁上好学校，我现在是愁去哪儿上。”想到这些问题，本来感觉现状不错的他眉头又皱了起来。

“实际上他们已经转化为新市民了，能留在城市中发展的外来务工人员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构成了城市庞大的消费群体，城市管理上理应给这个群体留出更完善的空间。”李久鑫认为：“在物质回报上对农民工已经有了相对明显的改善，但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度和社会支持还不够，这是造成68%农民工感到不同程度幸福，32%的农民工感觉不幸福现状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