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举办、两年一届的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暨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在京颁奖，杨少衡的《黄金圈》榜上有名。

依然是大黑框的眼镜，略显黑瘦的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看上去，杨少衡更像是个乡村教师，与他笔下形形色色的官场相去甚远。

多年来，杨少衡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海峡之痛》、《村选》、《底层官员》，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中短篇小说集《县长故事》、《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尼古丁》等，他的中篇尤见功底，曾经有人一度以“杨少衡现象”大做文章。有一次，杨少衡觉得自己的积累差不多了，便和几个朋友谈及自己想“换点名堂”的打算。朋友就问他：“这些年有多少中篇？”杨少衡答：20来个。这位作家朋友笑道：“写满50个再来说话。”

于是，杨少衡沉下心来又写了若干中篇。但是心里始终感觉自己应当有所改变。以此而言，杨少衡由中篇到长篇，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选择。

不熟悉的生活 ， 想写也难

“我写眼下这种小说，主要因为自己的经历以及对这一生活的熟悉，相比而言，其他生活我不熟悉，想写也难，尽管自己也很想一试。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很有道理。”创作题材与杨少衡的经历有关。先是知青、乡村碾米工人、乡村小学教师，此后调到县城，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当县委书记的秘书，又在漳州市文联、漳州电视台、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是杨少衡小说题材、素材、人物、故事以及思想的主要来源。从30年前处女作《书记与司机》发表时起，杨少衡的视角始终对准了各种官员。

官场小说，在图书分类中也被称之为“政治文化小说”。这一类题材本身就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因此增加了创作的难度。杨少衡如何把握才不至于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我认为这种小说应当给读者提供较多的社会信息量，这种信息应当是他们还不能从媒体或其他途径充分得到的。”杨少衡举例说，比如有一个贪官落马了，人们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拿了几个百万，有若干情妇。然后还有一些小报会披露若干细节，诸如他跟情妇如何搭上，与行贿者如何接头，等等。除了这些，这类人的人际关联，他怎么会变成巨贪，他还做过些什么，与他的堕落有何关联，他如何自我认知，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其事，等等，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能够反映当今社会生活状态，这就有小说家创作的空间，显然也是读者想了解的。“我写的这种小说涉及官员，写作时不应当总想着他的官衔，应当总记着他是个人，比如他说话有点口吃，他拿筷子用左手，等等。为什么写常人时小说家会注意这些，写官员就不会了？拿写常人的方式写官员，这就成了。我对笔下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所怀心态相同，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现实有其理由，也将有其发展。”

这大概是杨少衡在官场小说写作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官场小说 ， 写作也有策略

杨少衡的作品与一般官场小说不同，他并不热衷展现官场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也不意在“揭露”“谴责”，而是不动声色地解读其中复杂状态，且让人总能从中看到一缕阳光。这是杨少衡的写作策略。他认为，表现官场斗争或权谋的小说也有不同水准，有的相当深刻，也有的失之肤浅或不准确，关键不在题材如何，而在怎么把握和写好它。杨少衡选择的表现方式特别需要注意准确与把握好度，也就是所谓的“拿捏”。在这种情况下，性情温和的杨少衡写出来的官场小说，多了一些温暖，多了一些阳光，也因此在批判性上略显欠缺。同时，由于他在小说里自觉不自觉总在使用相同语调，便有读者称为“老杨制造”，也有人批评杨少衡总是重复自己。对此，杨少衡具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有个性特点，让读者在众多作品中，不看署名就能一眼认出并愿意去读，那应当值得高兴。作家受自身生活、学养及认知的局限，很难一个小说一个样子，但是一再重复则要失去存在价值，我能感觉到这种危险，也很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尽量避免自我重复。”他说，自己已经试图在题材的拓宽、人物的深入、提供更多社会信息量以及更多的社会人生思考等方面努力，力争创作有所发展。

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评价，杨少衡坚持以一个地方性的视角观察中国，他所解析的，其实是人心的基本状况。他所描述的，却是乡土中国的真实容颜。变化永远是主流，可杨少衡所察觉到的那些人性的暗流，是理解这个时代更具价值的发现。

作为一个勇于直面当代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作家，杨少衡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在发展与生态、执政者与企业家、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以及为官一方与人性困窘等表现内容中寻找着这种新的矛盾冲突关系的生长点和时代特质。杨少衡说，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说，应当有其思想内涵，人物形象有鲜明个性，故事情节抓人，小说语言有光彩，能感染读者。“小说家无疑承担有社会责任，以往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提那么高的话，我想至少应当说作家要有一种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