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7点15分，一辆通勤车都会准时停靠在大庆市沿湖城御景湾小区门前。人们纷纷上车，随意就座，但在司机身后的一个位置却没人去坐——那是人们自发承认的专座，它的主人叫朱国旗。

在大庆油田，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已经80岁但每天依旧“上班”的老人，他曾经是大庆市的“百面红旗”标兵之一，荣获过大庆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忙了一辈子 ， 干啥都像样

7点40分，走下通勤车的朱国旗步行5分钟来到了大庆油田第一油矿北二二联合站。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用任何人帮忙，朱国旗自顾自地在北二二联合站、这个他几乎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里走了起来—— 一如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走着。

如今，80岁的朱国旗上班已经成为大庆油田第一油矿的一景。

朱国旗1931年出生于四川雅安，国旗这个名字是他当年参军之前自己改的，用来纪念新中国的诞生。

1960年，朱国旗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从管水源井开始做起，当时有人戏称，在朱国旗管理的水源井，馒头掉在地上，捡起来就可以接着吃。

从这时起，朱国旗养成了两个习惯：不回家和奔走巡视。

1972年，朱国旗当上了大庆油田第一油矿北二二联合站的站长。当上站长的当天晚上，他就把行李卷搬到了办公室。这一住就住到了1992年退休。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退休的第二天早上，他吃过早饭又和往常一样去站里上班，直到1999年，站里的办公室拆了重建，他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我很少有不来的时候，只有农历大年初一，因为看春晚睡得太晚起不来了，其他时间我都要来转一圈的。”从1999年至今，朱国旗以“锻炼”的名义每天坚持到站上转一圈。

随着朱国旗来站里次数一同增长的，是北二二联合站安全生产天数，目前已超过17400余天。

在这个包括原油处理、原油稳定、污水处理、天然气处理等多重功能在内，融合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危险元素于其中的联合站内，能够安全无事故生产这么多天，非常不容易。

他来转一圈 ， 大家都安心

油、气、水、电，各个环节看了一遍之后，不到8点半，朱国旗走出联合站大门，回到通勤车站，等着坐送夜班工人回家的通勤车。

年复一年，朱国旗就在联合站里每天这么转一圈，就这么转一圈，能有多大作用？

“可别小看老爷子转这么一圈，他转一圈，我们心里都有底。”现任北二二联合站站长李长江1980年被分配到北二二联合站当注水工，作为业务骨干，他被人们称为联合站的“新”活地图。说到这个称号，李长江一边笑一边摆手说：“在老爷子这张‘老’活地图面前，我顶多算半张地图。”

何为活地图？

在外行看来，北二二联合站是由一个个罐子和一个个机房组成的，安静的厂区内，如果不是值班员每两个小时巡视一次，人们会误以为这里是全自动的。

就是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厂区地下却是暗流涌动，深达3米的空间里有6层纵横交错的管线，就是在地上还有27台机动设备、22个压力容器和800多个阀门。

或许看懂一张乐谱对不少人来说并不难，但要想看懂大型乐队指挥的总谱并不容易。密密匝匝的阀门、管线就如同指挥总谱上管乐、弦乐、打击乐，在联合站的“交响乐”演奏过程中，哪条管线流进、哪条管线流出、哪个阀门管气、哪个阀门控水，作为站里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像乐队指挥一样能读懂联合站的总谱，准确安排，稍有不慎，在这个油、气融合的联合站里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刚上班那会儿总停电，一停电我们这些刚上班的小年轻就发毛，大家就赶紧找朱师傅，扳哪个阀门，动哪个开关，朱师傅一来，大家就都放心了，因为他说得肯定没错。”徒弟李长江说，朱师傅是火眼金睛，地底下的管线哪有问题都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当时都老羡慕了。”

李长江羡慕的不仅是曾经正当年的朱师傅，今天已经80岁的朱国旗依然是他敬重的偶像。

2007年冬季的一天，朱国旗照例在联合站内巡视。当他来到3000立方米油罐附近的时候，感觉这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地下采暖管线漏了。”朱国旗告诉当班的工人。听了朱国旗的话，大伙儿都将信将疑，“您能看出来漏水，还能看出哪个管子漏了吗？”挖开之后一看，果然，是采暖管线漏了。

现在，朱国旗成了北二二联合站的镇站之宝，尤其是在技术改造的时候，朱国旗一如当年，白天连着黑夜干，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回家。

嫁一个人 ， 操一辈子心

10点不到，巡视完毕的朱国旗坐班车回到了家。一进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在电视柜上他和老伴的照片——金婚纪念。在这超过50年的携手岁月中，他们又有多少时间是待在一起的呢？

1960年，粟永全与朱国旗结婚。新婚不到一个月，朱国旗奔赴大庆参加石油会战，直到1962年，粟永全才从四川来到大庆，来到朱国旗身边，并扎根在大庆。

家安在了大庆，家离朱国旗工作的地方走过去不过5分钟的路程，但除了吃饭，很难能在家里看到朱国旗。

“老大小的时候，喂饱奶就放在地头儿；有了老二，我背一个、抱一个，手里还拿把铁锹。”至今，粟永全依然记着自己“参加五把铁锹闹革命”、进行农业生产时的情景。

“我就是生孩子，人家也不管我。生完孩子不出10天，我就要自己下地宰鸡、做饭。不管我啥样，人家都能把我扔在家里。站上有人喊他，他就得跑几圈。”说起这些往事，今年也年过古稀的粟永全依然愤愤不平。

比气愤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心酸。

一次，参加挖土豆劳动，粟永全加班一直到晚上9点多。她以为朱国旗会给孩子做晚饭，没想到那天晚上，朱国旗也没回家。赶到家的粟永全看到的是一个孩子抓着门把手睡着了，还有一个趴在炕边上睡着了，孩子们的脸上都挂着泪痕。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当再次提起这件事，老人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20多年20多个除夕夜，1000多个休息日，130多个节假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20多年多出4000多个工作日，却没多拿回来一分钱加班费。面对老伴一辈子的付出，粟永全用一句“都是为了干革命”就都理解了。

“那您认为‘干革命’是什么意思呢？”

听到这个问题，眼泪还没擦干的粟阿姨忽然笑了，在推脱说不好并“嗯啊”半天之后，她说出了自己理解的“干革命”：一心为公，把一切心思都放在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