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新闻很有意思，一则是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的李萍在云南省公务员考试中，对所报考的职位笔试第一，却因为在自己所处的海拔2180米的边境小山村里找不来一台上网的电脑，错过了“网上确认”的时间，而无法进入面试（7月8日《新京报》）。另一则是宁波市已故的徐老汉生前立了一份遗嘱，被法院确认为无效遗嘱，原因是该遗嘱虽然落款有徐老汉的亲笔签名，但是遗嘱的内容却是电脑打印的，《继承法》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五种形式，而“打印遗嘱”不在这五种形式之列（见7月6日《工人日报》）。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电脑的普及与其应用的日益广泛，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许多过去很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比如“网上确认”，只用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便可搞定，比起过去的一路奔波，确实方便了许多。

然而，电脑也让一些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网上确认”事件可谓是电脑科技与现实生活不“兼容”的一个例子，一个海拔2180米的小山村，电脑、网络都不一定有，你让她怎么进行网上确认？而“打印遗嘱”事件可谓是电脑科技与现行法律不“兼容”的例子，当年制定《继承法》的立法者，可能也始料未及科技会发展得这么快，致使一个小小的遗漏引起了今天的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打印遗嘱系遗嘱人的真意表示，打印仅是书写的方式和工具不同而已，应认定为自书遗嘱;有人认为无论是遗嘱人自己输入打印还是由他人输入打印，都是智能化工具的产物，代书行为是由智能化的电脑进行的，电脑书写与他人书写实并无二致，故应认定为代书遗嘱;还有人认为既然法律已经对遗嘱的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打印遗嘱既不是自己也不是他人“亲笔书写”，就不能被认定是自书或者代书遗嘱。

没有人会否定科学技术与法律制度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律需要科技为基础，科技需要法律作保障。即便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亲笔书写”，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不也需要“造纸术”高度发展的支持？而目前“电子合同”、“网络购物”等相关法律规则的设计，更离不开电脑技术的应用与完善。

笔者认为，法律与制度不但要考虑科技发展水平，更要考虑科技的普及程度。如果制度设置太超前，非但不能方便当事人，反而会给当事人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法律设置太滞后，非但不能促进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也会让法律失去应有的公信力。上面的两个例子，恰好说明了对待科技发展的两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