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半部自传体的旅美作家李波长篇小说《我在北京有张床》（作家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描述了他出国前的“漂泊”。故事以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狂飙猛进为大背景，以“京漂”生涯为大舞台，由颇具黑色幽默的自述语调展开：四川某城青年戈海洋大学毕业后，先后失去教职（干部身份）、下岗、失恋、生意破产、连续痛失亲人——内外夹击，濒于崩溃之际，靠写作自我治疗，以虚荣超度灵魂……世纪之交，戈海洋以三千块钱、一本下岗证和一部书稿，像外省人于连（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去巴黎一样来到京城，以卑微之躯，决心做“最后一搏”。

一次次变换身份和职业，又一次次徒劳地被抛入生活边缘（作者自嘲“一不留神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戈海洋力图汇入所谓“生活主流”，无非是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在他能到达的任何地方，生活都呈现出“真实而残酷的真相”，各种尝试的不断失败，都如同和风车作战，将他逼入一种西西弗斯般的囚徒困境。极度的理想幻灭和生活无着，终究把这个“在当地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锻造为一“怪人”——即“这世界如果99%原本不正常的人显得正常，剩下的1%必然显得不正常”。

贫穷和落后的不平衡乃至不公平，犹如“凶恶咬尾的蛇”，令众多年轻人对世代生活的土地丧失信心，对远方的大都市充满臆想。在他们心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就是天堂。当然，这一定程度归咎于传媒的“天花乱坠”，孰料近年来的“北漂”、“沪漂”、“南漂”等早已失去了早年的玫瑰色光芒，正像先锋作家徐星在《剩下的都属于你》中所暗喻的那样：这世界一切资源早已“物有所主”，不容分享，“剩下都属于你”——“挣扎、竞争的惨烈、体制的阻击、猝不及防的遭际、不可名状的无力感和屈辱感、无语问苍天、无尽空虚、一声叹息……”相映成趣的是，《我在北京有张床》描述的“现实世界”同样“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双城”无处不在：“城市←→乡村”、“东部←→西部”、“精英←→草根”、“体制内←→体制外”、“户口←→暂住证（居住证）”、“‘我爸是李刚’←→‘穷二代’”……在这片“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鲁迅语）的土地上，任何人想穿过体制的狭窄缝隙和钢筋水泥的冰冷堡垒，进入“广场般宽敞舒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俱乐部，都无异于以卵击石，或以身试铁。

不难理解，尽管戈海洋与生俱来一表人材、于连式的野心勃勃、百折不回的“韧性”和极善自我调节的“烂滚龙”性格（即犬儒人格），折腾八年，除了一张床垫、几段爱情、半腔叹息和一桩“不成功”的罪名外，可谓一无所获。

小说别出心裁的时空闪回与穿插，既有历史回眸，又充满现实扫描和彻悟，深烙时代印痕、情感取向和个人体验；个性化的庄谐等量、雅痞齐观、憨态可掬的话语方式都在悲凉之余令人捧腹。百折不回的坚韧，使得这部小说同时成为一个独特的励志故事：戈海洋“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和“福祸相倚”的命运历程，或许会让那些同样漂在异乡的年轻人获取某种心理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