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与反“对”是不可以画等号的，正如“反对派”不能与“反动派”画等号一样。按中国的语意表述，对同一事物持不同乃至相反观点、主张者，统称为“反对”。因此也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凡持相反相异看法者都是在对“对”进行挑战、质疑乃至否定，似乎二者就是一回事。其实是大错而特错的。“反对”本指“相反”、“对立”的意思，并不涉及“对”与“错”的本身。“错”的一方对“对”进行质疑、否定叫反对，“对”的一方对“错”进行质疑、否定也叫反对。将所有持相反对立意见者通通视为与“对”对立、对抗、挑战，乃至同“故意刁难”、“挑起事端”、“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一类等同起来；因而一提“反对”，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地认定为反“对”，进而怀疑其头上有魏延式的反骨，实在是一种过敏性的偏执与错判。

大量事实证明，“反对”不一定就是反“对”。相反，不少时候是对“对”的维护、捍卫、坚守与申张。比如被宋庆龄称为“民族难得的瑰宝”，当年“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正是在反“错”而不是反“对”； 50多年前提出“保护旧城格局，也让市内有足够的空地绿化游憩，也可以避免交通的难题”的方案提议者、清华园里的第十二座雕像——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正是反“错”而不是在反“对”；被赵朴老赞为“禹功钦饱学，不祇是诗才”的清华教授黄万里，面对黄河上游泥沙淤积、黄水回流、土地碱化、河床升高、水库变“泥库”的前景，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却因此蒙冤23年，同样是反“错”，而不是反“对”。邵燕祥先生有名文说到当年的“犯正确”：那时不少人的所谓“犯错误”，以后的历史证明：恰恰不是“犯错误”，而是“犯正确”。胡风通过正常渠道上书详尽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彭德怀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如实反映大跃进的“浮夸风”，最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归入反“对”派、“反动派”行列，正是历史留给国人必须永远记取的教训。

其实，“反对”是不犯或少犯错误的必备机制。即使看似绝对正确的事情，也需要倾听反面的声音，可以让人冷静醒省。即便有的真反了“对”，也仍可以起到补充、完善、预防、警醒的作用。各个领域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正如和弦中的协和音、半协和音、不协和音的交融，蔚成交响的浑厚、多彩与宏大。如若将它们通通删去，还能构制出磅礴的乐章么？习惯于听顺耳之言，轻视乃至畏惧逆向思维，每遇一点逆耳之言，即暴跳如雷，如芒在背，务必去之而后快，结果是压抑自由意见的发表，窒息民主空气。因而老摆脱不了腐化腐败的盘踞与猖獗。

从学术的角度看，求异思维乃突破、创新的先决。上世纪80年代李政道教授回国讲学，每次都留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让学生提问题现场作答。国内的学生竟然不敢提、不习惯于提、提不出有分量的问题，令李教授十分感慨。试想不颠覆导师已有的学说，能成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的“三钱”吗？在家长不允许孩子顶嘴、老师不允许学生顶牛、上级不允许下级顶撞的举国“听话”模式，“听话”成了头等大事，首要潜规则，于社会一时的稳定可能有利，于民族的科学创新，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三千年来，顺民意识源远流长，师道尊严根深蒂固，求异思维、突破意识、质疑精神、创新欲望，又怎会不稀缺？近六十多年来再没有出现杨、李、“三钱”式的科学大家，“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氏之问”无法破解，与这种视“反对”为反“对”为大逆不道的潜意识，不大有关系么？

从美国归来的朋友说起那里的学校，最突出的印象是从小就大力培养孩子们发表不同意见的习惯与能力。他们的“潜规则”是：凡两个学生发表一致意见后，第三个学生务必发表不同或者相反的意见才允许发言。学生发表与老师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视为教学有方的标志。从小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日后发明创新层出累见，以至各类诺贝尔奖接踵而来，又有什么奇怪呢。

“春风大雅能容物”，“容”与春风有不解之缘。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在“存异”中趋向“求同”。从长远讲，于民族于社会，则利莫大焉。“太阳照在露珠上本来五颜六色，不能只允许一种颜色。”马克思当年抨击普鲁士当局的话，至今读来仍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