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各项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中，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工会如何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浙江工会通过打基础、强组织，抓源头、化矛盾，立标准、创和谐等工作机制，在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党的助手、政府的帮手、职工的旗手”。

组织基础篇——

128比7000的效应

村里有128位村民，却租住着7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事出现在浙江东阳杨家村。

6月22日，记者来到杨家村时，正是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街道横幅高挂，煞是热闹。村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关于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名、直选、委员3份公告。工会主席李承金热情地递上名片，背面赫然印着：“关注、服务农民工，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如何管理7000多名租住人员，一直让村里伤透脑筋。别的不说，社会治安就是个大问题。2007年，村里发生的各类纠纷就达150多起。” 李承金告诉记者，“村里就这么一点人，除去外出做生意的，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最多只有二三十人，而干部只有3人，去管那么多外地人，不好管也不敢管。”

“而在现实中，小企业的农民工、打短工零工的农民工、从事小买卖的农民工等大批人员，没能被纳入工会组织，仅我们杨家村就有1260位农民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工会。另外，农民工上班时是有组织的，下班后在租住地却缺乏组织，出了事没法管也没人管。”李承金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管理好7000多人的办法，这批人需要一个组织去管理，最合适的就是工会组织。

2008年6月，在东阳市总工会的指导下，他们把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的1260位农民工，按出租房分片，从中按每15人到20人选一个代表，选出了52名代表。通过选举，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成立了。

“就这样，杨家村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民工租住地工会，开创了工会组织的全新模式。通过工会这条纽带，杨家村巧妙实现了农民工的自我管理。”李承金告诉记者。

当初，杨家村要为外来农民工组建工会，让他们参与到村里的管理，有村民担心：让外地人来管本村人，会不会“喧宾夺主”？

李承金告诉大家：“128比7000，这个数字听起来悬殊，但是如果7000多位农民工都和大家一条心，村里的管理还会有问题吗？”

事实证明，如今村里的许多工作早离不开他们了。

杨家村是个自然村，没有村委组织，连治保委员都没有。工会组建后，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工会志愿者队伍，主要包括文化体育、治安消防、法律援助、社区共建、夜市管理等5支队伍。工会委员在工会志愿者队伍里发挥组织、协调、召集的作用，定期召开座谈会和情况分析会，并设立农民工说事室，及时帮助农民工排忧解难。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帮助解决农民工维权50多起，调处纠纷40多起，追讨农民工工资、医疗费等80多万元，帮助农民工再就业250余人，引导农民工进企业上班556名，把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工会服务管理之中，并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他们还建起了“农民工书屋”、“远教影院”、“科技培训室”等，工会志愿者积极参与教育培训活动，有的当起了技能培训的教员，有的承担起了卫生保洁工作；他们办起了报纸《新杨家人》，编辑、主要撰稿人都是杨家村农民工志愿者；他们参与村里的治安和管理，参与城市文明活动。

记者了解到，租住地工会建立后，东阳市委组织部设立了党员远程教育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都依托工会这一平台，设立了计生服务点、农民工法制学校、农民工教育培训站、妇代会等，工会志愿者都能积极参与到这些服务管理活动中，为党委政府加强农民工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平台。

东阳市总工会主席黄阳明说：“东阳市农民工租住地工会通过农民工租住地工会志愿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觉参与，探索了一条工会工作社会化的新途径，为加强农民工服务管理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截至6月22日，东阳市已组建租住地工会29个，吸收农民工入会2万名左右，涵盖东阳市的六大支柱行业。

6月23日，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通过直选方式产生新一届工会委员、副主席和主席。李承金高票连任工会主席；来自湖北巴东的杨发念，高票连任专职副主席。会后，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新一届委员会开展了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与白云街道的10家企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专项合同》。

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长征说，创新工会组建方式，提高职工入会率，增强基层工会活力是工会组织积极参与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浙江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创建租住地工会、市场工会、项目工会等新工会组织形式，通过创新窗口入会、网上入会等入会方式，加大了流动务工人员、劳务派遣工、服务外包工为重点的职工入会力度，全省工会会员近1500万名，其中农民工会员860多万名。

“东阳市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组织网络的不断健全，职工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才能为工会自身参与社会管理和引导职工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金长征说。

矛盾化解篇——

“大调解”“大维权”，成为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样本

“你们不想做，就给我滚蛋，要双倍工资，没门！”一天，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一模具厂老板赶到区总工会内的“劳资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拍着桌子对该厂打工者训斥。

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小陈和3个老乡涨红着脸，正要上去和老板理论，被调解中心主任、北仑区总工会保障部部长迟从民拦了下来：“你们回避一下，我先和你们老板谈谈，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当职工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想申请劳动仲裁“讨说法”时，先请职工进“调解室”，能调解的尽量调解，实在不能调解的，再通过申请劳动仲裁或诉讼等其他途径解决。由工会、劳动保障、司法、信访、法院等部门共同参与，联合“坐堂”为劳资双方当“娘舅”化解纠纷，这就是北仑区劳动争议“大调解”。

原来，那天中午下班时，厂里来了一辆送货车，老板让小陈等人卸货。小陈等人忙了一上午，饥肠辘辘，心想如果再卸一车的货，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一生气，就不理老板也不行动。

老板见状大声责骂。小陈他们更恼火，决定不干了，因没签合同，便相约到区劳资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求助。

“来，先喝杯茶消消气。办一个厂，管理那么多员工可不容易。”迟从民热情地给老板倒了杯热茶，寒暄一会儿，见他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就开始向他解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告诉他现在找个好员工可不容易，得依法、科学、人性化管理，才能留心留人。一番话，说得老板频频点头。

接着，迟从民做起小陈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作为员工不仅要学会依法维权，还要学会如何沟通，不要轻易放弃已经熟悉的工作环境，否则不利于将来发展。

经过这一番调解，双方释然开怀，竟互相说起自己的不是，并很快达成补偿协议。老板请这些员工第二天回去上班，小陈他们满口答应。

宁波市北仑区是浙江省对外开放时间最早、外向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聚集了大批企业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劳动争议案件一度快速增长。为破解原先的劳动争议调处办法成本高、效率低的难题，该区于2009年3月建立了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形成了党政主导、工会牵头、各方协作的劳动争议联合调处机制。

很快，“打劳动官司先进调解室”在北仑蔚然成风。这种全新的联合调处机制，被概括为“一种中心、两种机制、三项制度、四大职能、五类方法”：建立由区总工会牵头，社会保障局、司法局、信访局、法院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实行劳动争议预警机制和调处机制；建立裁前调解、两级值班、分级调解制度；履行调解、指导、咨询、宣传职能；采取简易调解、一般调解、复杂调解、前期参与调解、指定调解五类方法。这一社会化“大调解”格局，避免了多头受理、相互推诿的现象，实现了快速高效化解劳动纠纷的目标，改变了劳动争议量居高不下的局面。与成立前相比，全区涉及劳动争议的信访量下降70%，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数下降40%。

“劳动争议案件，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行为。”身兼区总工会保障部部长一职的迟从民坦言，专业调解委员会人员熟知各自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旦遇到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还可以一起商量解决，“实现优势互补，调解的力度与效率都要比以前提高很多”。

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胡建岳说：“针对社会管理出现的新情况，工会应该直面矛盾、勇于探索、主动作为，推动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的创新。‘北仑经验’为工会参与协调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拓展了新领域。”

如今，宁波市11个县市区全部建立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152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通过推广“北仑经验”，宁波实现了“一提高、三下降”：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明显提高，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劳动信访、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明显下降。2010年全市劳动争议总量25920件，比2009年下降16.9%。

如何维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拥有130万外来务工者的义乌，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探索“借风、借力、借理”工会的社会化维权新机制，义乌工会与司法部门联合，建立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把工会法律援助融入地方法律援助体系；与劳动行政部门配合，工会派出仲裁员参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有效调处劳动争议案件；与法院联合，主持法院委托的劳动争议“庭前调解”；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将涉及的重大侵权案件委托律师事务所办理。

义乌经验，为工会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协同、维护职工权益提供了新思路。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说，义乌工会这几年提供了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可以动员政府、社会等多方资源，主要面向劳资纠纷依法解决，从而在客观上推进法律实施。

截至2010年底，义乌社会化维权共受理投诉案件4710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11.34万元。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获得2011年首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特别贡献奖，并获得“第四届中国政府创新奖”。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李锦平表示，北仑经验、义乌经验告诉我们，调解、维权采取社会化方式，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管理网络和高效的协同处理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统筹协调了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和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从而形成了和谐的劳动关系。

源头规范篇——

工资集体协商，解决社会管理中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分配体制。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分配体制在实践中面临很大问题，集中表现为“企业自主分配有余，职工民主参与不足”。

浙江温岭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民营经济十分活跃。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强资本、弱劳动”的矛盾日益突出，劳资纠纷引发的集体停工和上访事件不断，严重影响了企业和社会的稳定。特别在当时温岭市新河镇的羊毛衫企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2002年，该镇羊毛衫行业职工上访量占全镇接访数量的45%。当地政府觉得要从源头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企业自主分配有余，职工民主参与不足”，必须创新利益协调机制，创造一种企业主和职工平等协商、兼顾劳资双方利益、有效协商解决矛盾冲突的民主治理新模式。这一年，113家羊毛衫厂成立了新河羊毛衫行业协会，陈福清当选为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新河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

“诱发工人跳槽的主要原因，是各企业的工资高低不同。”陈福清说，工会首先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统一行业工价。陈福清为此去了行业协会，希望拿到各家企业的工价表，但是工价表哪有这么好拿？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才收集到了2/3企业的工价表。对收集到的工价表，工会迅速作了归类核算，并提出了一个基准工价，又花了3个月。

2003年6月，温岭市新河镇工会主持召开了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13名从各类企业中选派的职工代表与20多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工资协商，商定了羊毛衫行业6个工种、59道工序的工价。并约定每年一次就调整行业职工工资（工价）进行集体协商，保证职工工资（工价）与企业效益的增长相适应。

金长征说：“温岭经验，为工会保障职工劳动报酬、引导职工参与工资分配、规范劳资双方法律行为开辟了新途径。”

记者了解到，在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施行，不但有效保障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保障了企业的利益。它推动企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逐步提升企业信用，形成现代企业制度。

浙江唐古拉服饰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潘娇云说，工资协商以后，整个行业的工价都一样，工人跳槽自然就少了，而且工资每年都会上调10%至15%左右，得到企业认同，更受工人欢迎，劳资纠纷渐渐销声匿迹。该企业近5年一直保持“零上访”。

陈福清说，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工人的工资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幅。二是劳资纠纷引发的上访逐年减少，有利社会稳定。三是企业员工流动性降低，生产长期趋于稳定。

浙江省总工会全面推广温岭市开展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此后，全省各地根据各自的特点，涌现出了以杭州汽轮动力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经验、以杭芝机电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经验、以临安高虹镇为代表的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经验；形成了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事实证明，工资集体协商，解决了社会管理中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因为，集体谈判不仅畅通了劳动者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使劳动者的意愿可以在谈判中得到代表和表达，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的话语权得到尊重，而且有利于缓解劳资双方的对立程度、防止极端状况的出现，是缓和、疏导劳资矛盾的有效方式。

据最新统计，浙江全省共签订工资集体协议7.57万份，覆盖企业15.28万家；签订区域性工资协议3371份，覆盖企业6.57万家；签订行业性工资协议343份，覆盖企业1.37万家。

标准和谐篇——　

“杭州责任” “义乌标准”， 让劳动关系和谐有了具体指标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省的劳资和谐度，走在了前列。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没有群众的利益保障、民生的持续改善。夯实和谐劳动关系基石，政府责无旁贷。”自2006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浙江省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

目前，浙江有23家全国模范和谐企业，355家省先进和谐企业，8592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全省有14.8万多家企业、237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开展了创建活动。

和谐的劳动关系有没有标准？在杭州，以《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来评判。

该《体系》由杭州市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领导小组联合浙江大学，参考国内外标准共同编制。其中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市场责任、环境责任、用工责任、公益责任四大类，下设两级指标，共50项。评价采用评分量化标准，总分值1000分。

例如“用工责任”，分值达330分，占到全部分值的三分之一，它被分为“依法用工”、“协调机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4个一级指标，下分11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包含劳动合同履行、工资增长机制、员工发展职业健康等，甚至细化到发放详细的工资单、组织职工疗休养、外来务工人员有固定就餐地点等。

杭州市总工会主席陈永良认为，通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来促进社会和谐，对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真正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不再把社会责任当成一种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在为企业附加值加码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宁波，评选和谐企业有一整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在《宁波市和谐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里，分为企业发展、劳动关系、环境关系、社会关系、企业文化5个一级指标和37项二级指标。其中，劳动关系是重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工资收入、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劳动保护等职工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占据分值比重最大。与此同时，和谐企业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企业凡出现违法使用童工、发生严重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严重污染环境事故、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等，均被取消和谐企业的评定资格。

在义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更严、更细，可操作性更强，也更全面、科学。涵盖了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资福利、工时休假、劳动环境、教育文化、制度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守法经营、产品质量、信用诚信、公益事业、奖惩记录、公众评选等17大项，涉及61个具体内容。

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企业社会责任义乌标准以劳动关系、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和谐为重点，其目的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规范化的公共管理轨道，推动社会责任领域从企业“自我约束”到“社会约束”转变，从“被动履行”向“主动履行”转变。

陈有德说，义乌市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从遭受贸易壁垒中得知的。浙江芬利集团是一家从事袜业生产的企业，当年欧美企业来义乌寻找合作伙伴，考察了其他袜子生产企业后来到“芬利”。一叠职代会资料吸引了外商的眼球，职代会材料涵盖民主管理，工资协商谈判等资料。最后外商在“芬利”下了订单。当时“芬利”的老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做梦都没想到工会做这种事情还能有如此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在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权利、健康与安全及商业道德方面能够符合相关行为准则。作为全球供应链重要一环的义乌企业，也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难”。义乌人普遍认为：义乌经济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必须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梦娜袜业负责人说，自2008年梦娜获得义乌市首届“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后，前来验厂的外国经销商及业务合作方，看到梦娜袜业按照“义乌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中的4项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61项三级指标，涉及劳动关系、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社会评价四部分的内容，一项一项量化指标的报表后，都赞叹这个标准全面而又严谨。

义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试点单位北苑街道工会主席龚一陆说，自从2008年义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评定在北苑街道规模以上企业试点后，这几年企业劳动纠纷明显下降，他报出一连串数据：2007年发生较大的劳资纠纷30起，2008年20起，2009年10起，2010年下降到2起。与此同时，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7年规模以上企业为156家，到2010年增加到了185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