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岁男孩的死，成了许多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来自近日《西安晚报》的一篇报道说，因未完成作业怕老师打，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一个叫小阳的男孩喝农药自杀身亡。

这个轻生的孩子有一个特别身份——留守儿童。据统计，这样的孩子有5800万，其中14周岁以下的超过4000万。

在死前一刻钟，刚刚从打工地新疆回家的妈妈叫醒小阳，催他起床做作业。她回忆说：“因为孩子前一天没有把作业做完。但是他说，我不想做作业，作业没写完老师会打人。”

小阳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次作业共有7项，包括：错的20遍默写；练习册、期中卷子和5单元卷子；听写1～2单元生字，错的改20遍；1～3单元日积月累必会；作文“——的时候”（成功、痛苦、快乐）；练笔；抄题。

似乎作业负担重、老师体罚是导致孩子自杀的罪魁。在当下教育体制背景下，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几成目前穷孩子们惟一的现实通道，加上教育理念、条件的先天不足，小阳们的确比大都市的孩子承受着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

悲催的是，小阳不是被贫困逼至墙角。死前他家刚刚建起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

我们无法苛求一个10岁的孩子选择坚强、热爱生活，而是要展开深层反思。

像千万留守儿童一样，小阳遇到的更多是情感危机。

在学校将其变成读书机器，人格教育接近空白之际，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漂泊，家庭教育往往由隔代完成；由于精力能力所限，能保证孩子基本温饱和安全实属不易。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价值认识上的偏离和心理发育的异常。专业调查表明，许多留守儿童存在自卑胆怯、缺乏精神寄托等心理问题。甚至有专家放言，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倾力解决，5800万孩子将是“110”的后备军。

为此，各农民工大省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难题，比如重庆等地，不少基层干部主动担任了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尤其是户籍的限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救助体系的缺位，致使留守儿童的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必须面对一个悖论：我们的社会习惯性地会给孩子们描绘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但往往没有能力给他们创造一个符合其天性、尊重其情感的现在。尤其对5800万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而言。

现在人们的目光正聚焦在一个20岁的炫富女孩郭美美身上。遗憾的是，一些挥金如土的富人宁可让一个美貌女孩瞬间富可敌国，也不肯对这个社会的贫弱群体投下一丝怜悯的目光；一些公益组织宁可整天因敛财恶名远播，也不肯对羸弱的花朵洒下一滴甘霖；一些地方的救助往往出现在春节等特定时间，长效的机制迟迟难以实现。

小阳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声尖利的警钟，但愿能唤醒沉睡的良知和责任，使那些被习惯性遗忘的生命，从此获得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