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为治堵采取了新一轮措施——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允许交通协管员对违法停放车辆张贴告知书，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影响引起媒体关注。4月23日，本报刊发新华社稿件称，官方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４８９．２万辆，但现有停车位仅２１７万余个。这意味着，还有270余万辆车“无家可归”。

连日来，据北京多家媒体报道，新措施推行以来，不少车主明里暗里逃避缴纳停车费，甚至以暴力手段拒交停车费，有的无视停车场管理员的存在，按自己的心理价位交钱或者干脆停“霸王车”。此外，还有更另类的招数，比如弄一个以前的罚单主动给自己的车贴上，或摘了车牌再上路，等等。

车主固然有错，但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本是为了缓解拥堵的措施，却引发连锁矛盾，“按下葫芦浮起瓢”，原因何在？有关部门提高停车成本的依据何在？所收的费用用在哪儿了？随着大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就想让大家乖乖交钱，不太容易。

就此而言，关键是城市停车场建设规划与迅速增长的私家车数量之间差距较大。将489万辆车停进217万个停车位，大致算下来，一个车位停2.3辆车，可能吗？而停车位数量有限，导致机动车“无家可归”的问题近年来在不少城市如沈阳、天津、哈尔滨等都存在。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严厉的处罚乱停车措施就容易激起公众反感——车已经买了，总不能装进兜里吧？有关部门一边没有提供足够的、合法的停车位给车主，一边却要求人家必须停在合法位置，让车主何去何从？此外，也有停车费标准超出车主承受能力且停车费去向不尽公开透明的因素。

鉴于新举措引发的摩擦，人们开始质疑其合理性。路的拥堵似乎有所缓解了，但一些有车族整天纠结于开车方便、停车困难的矛盾中，恨不能有孙悟空的本事，将车子随意变大变小；对停车高收费的抱怨更多了，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停车场的收费管理员仿佛成了“高危职业”；不少人依然生活在车辆随意停放、挡路堵心的氛围下……这无论如何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时下，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致力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决策实施后，有时这一问题并没有化解，却招致其它负面效应。这样的趋势值得当心。比如，有的地方为保障社会治安，清理长期无正当职业、无合法收入等各种“高危人员”，这对所谓“高危人员”是何种打击？如果全国各地都执行如此“驱逐”之策，“高危人员”将在何处安身？该措施的合理合法性显然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些地方为发展经济，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短期内经济数字可能确实“腾飞”了，可环境污染、百姓健康受损也随之而来了。再比如，有的地方为修路、通地铁，拆文物建筑、砍古树，交通是便利了，可值得保护的建筑和文化底蕴也随风而去了。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其措施出台后却引发诸多问题，如何衡量其中的成本和代价？这是个问题。政府如何决策才能更科学、更具现实针对性、更得人心，这也是个问题。

为了少走弯路，有关部门当慎重决策，努力提高决策质量，保障民生福祉。关键是做好决策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准备，比如实体方面的调研、调查，程序方面的听证、征集民意，把需要解决的问题置于社会管理的全局去考量，而不是就事论事，尤其不能拍拍脑袋就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