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尽管中央部门和陕西、广西等地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且今年预算公开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加大，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工资以及行政成本等。而且，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很高，在30%甚至40%。（见4月11日《济南日报》）

“其他支出”之所以让一些地方政府爱不释手，最主要的原因，它似乎是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有着笼统性和含糊性，既能够顺利地通过预算审查，又能轻易地逃避审计监督。而且这种现象在一些部委的预算报告中也比较普遍。比如2009年科技部预算总额为198.1亿元，但其中“其他支出”达到69.5亿元，占总支出的1/3。

这种状况实际上证伪了一个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观点，即“公众看不懂预算报告是由于预算的专业性”。如果财政预算的编制本来都没打算让外人看懂，那么，“专业性”会不会成一个挡箭牌呢？

预算中支出如果按照功能来分类，就比较笼统，不容易让人看懂，而如果按照经济来分类，细化到工资、奖金、福利、办公经费、招待费、会议费、车辆费等具体内容，那么，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知识的人也能一目了然，至于说公众最为关心的“三公”消费，也就很容易浮出水面。

这意味着，一些部门并不是放着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不使用，而是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只在内部掌握时使用。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经济分类在单位实际运行中是严格记录的，会计就照这个来做账，所以说对于每个部门来说，按经济分类的预算报告都会有，只不过公开的是笼统得让人如坠云雾的报告罢了。

“半遮半掩”的预算报告使得监督者纵然有心监督，也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无从监督。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的质疑只能限于技术上的看不懂，而触及不到实质性问题的原因所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公开预算必须成为政府的规定动作，而不是有很大自主权的自选动作。从技术层面看，需要不断推动修改完善《预算法》，对公开预算的具体项目、公开时间等内容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从根本上讲，要让纳税人增加主张权利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