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调查发现，大量假军服来自武汉两个劳保用品批发市场，对此，国家七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突击检查。记者暗访发现，前一天生意兴旺的卖假军服摊位，在当地官员通风报信后，第二天均关门歇业。当地工商局负责人否认市场存在卖假军服现象。

一场原本雷霆万钧的突击检查，最后却无疾而终。其中缘由不言自明，即当地负有监管职责的工商部门、行业商会和市场管理者等向不法商人通风报信，甚至现场指导其如何应对执法检查。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怕承担责任，一旦上级执法检查组查到违法行为，即证明自己的日常监管存在失职；二是怕失去利益，由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勾连，一旦违法行为被查处，监管者就无利可图。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意味着在权力自肥的同时，公共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权力能够自肥，也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有很大关系。表面上看，自上而下的问责似乎能够对下级机关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但从七部委不尽如人意的突击执法检查结果可以看出，这样的监督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便有前期的大量相关证据，如果不是媒体方面“有据可查”的公开曝光，这样的突击检查注定会无疾而终。

在一些地方，下级想要糊弄上级，似乎并不难。视察考察尽挑些光鲜亮丽的地方，执法检查可以提前布置营造出奉公守法的假象，上边有多少政策，下边就会有多少对策。“上级监督太远”使得自上而下再好的政策、目的性再强的具体措施，往往会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落实过程中变形走样。

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监督问责，要么是走马观花的浮光掠影，触及不到真正的问题，要么是疲于奔命的事后救火。媒体监督曝光不了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从长远计，还需要更常态、更有效、更持久的解决办法。

日常监管缺位的乱象，真正原因是缺乏一整套日常监督的制约机制。也就是说，对于不够勤勉尽责甚至损公肥私的执法者，必须存在一些与违法行为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又能及时了解掌握其违法信息的监督者，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际出发，再没有比“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公众更合适的监督者，他们的利益与监督是否到位息息相关，又对被监督者的行为耳闻目睹，可以说是天然的最佳监督者。

遗憾的是，目前公众作为最佳监督者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公众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事实上，只有从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公众的权利，监督才不会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制度化的监督才能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