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生活在北京的牛越生委员感到，这座文明古都已成了一个“三高”的“大胖子”，随时可能因为血管堵塞而“瘫痪”。他所说的“血管”就是道路交通。

据了解，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突破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限定。与此同时，流动人口总量估算也已超过1000万。

人口众多必然导致大密度出行，交通拥堵也在所难免。据官方数字，北京目前汽车保有量已达到500万辆。而2009年北京居民每月由于道路拥堵产生的经济成本，高达每人335.6元，居全国之首。

今年全国两会上，由于北京刚刚实行的“摇号购车”政策，使治理交通拥堵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话题。有人提出采取科学管理和市场化手段解决，比如增加汽油消费税来增加公共交通建设；有人建议政府要提供政策支持并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公共交通的用地、路权的优先权，拓展公交线网，提高公共交通设施的舒适性和便捷性。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城市的发展，都需要政府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能成为‘百宝箱’，什么都能做。”牛越生委员认为，交通拥堵根源在于资源的过度集中，“所有最优质的发展机会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也难怪人们爱往北京‘扎堆’了。”

“堵车”并非北京专利。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1.99亿辆，其中汽车8500多万辆，一些大中城市交通拥堵严重。

牛越生委员表示，大城市“交通病”与地方政府过于关注GDP发展、缺乏前瞻性和有效管理型模式有关。

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政府应转变投资政策，将更多资源向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分散，缩短城市间差异。“资源相对均衡了，人才也不会全向一个城市集中了。”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管的过多”的状况。牛越生委员认为，政府应改变观念，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职能转型要明确政府的政绩指标不是GDP，也不是分出去多少项目，而是人民的幸福感。”牛越生委员说。（文/郑莉 摄/张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