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城镇不能过度扩张，不能侵占农民利益。”

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代表的这一建言很直率，也有些意味深长。

围绕城市化的内涵，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有时相对尖锐。

作为“十二五”规划“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指标，未来5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51.5%。同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2015年达到47%、年均增长4%”。

提高城市化率和提升服务业占比被认为对发展方式转型有关键性影响。

比如，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能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至0.24个百分点，但前提是“实现了身份和社会保障的真正转变，城市居民规模的扩大才能在拉动消费上发挥作用”。

有代表预计，“十二五”时期，将迎来阶段性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格局。“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13亿人口大国的需求出发，制定城市化的科学发展战略。”迟福林委员说。

过去30年，中国成为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以13亿人为基数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运动。但有一些代表、委员谈及城市化的关键内涵时指出：“没有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是个伪命题。”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本次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指出：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许多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成了“扛锄头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

“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是对城市化概念的误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代表说。

与此同时，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缺乏人性化理念而导致的诸多城市病，也成为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的重点，一些言辞亦不免尖锐。

比如，城市建设中“贪大求洋”的倾向一如既往地遭到激烈批评。“现在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性大城市，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建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是容纳不了这么多中心城市、国际性大城市的。”王健林委员说。

人们认为，贪大求洋的根源依然是“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且不断推高了地价。而“高地价又推高了房价，导致城市商务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竞争力，这是对城市化潜力的一种透支。”黄海委员指出。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快速膨胀带来的“生态问题”以及高房价、高物价、就学难、就医难等等具体的“民生问题”，使得不少代表、委员一再诘问过去的城市建设理念。仅就交通拥堵而言，一些代表就质疑目前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车为本”。

“城镇化建设需要新思维。” 著名学者董国良表示。

针对城市病，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预防重于治理”。而预防城市病，关键是制度创新。比如，加快以身份平等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元化基础上的城市化。

“户籍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改变福利的供给。”马力代表说，“户籍制度背后附加了大量的福利制度，就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