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期望但现状依旧的过渡时期，新生代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在一年前的今天，本报就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去”“留”皆困惑的现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刊发这一报道的背景是：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此，这一崭新的概念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个日渐成为农民工队伍主力的年轻群体，代表委员们的基本看法是：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权益诉求，希望有尊严地生活；而“用工荒”问题让企业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的力量，警示了让他们“融入城市”的紧迫感；基于现实国情，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记者欣喜地发现，谈起新生代农民工话题，除了客观的审视，更有务实的建言——

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力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技能培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改革……或许代表委员们的角度不同，切入点不一，但都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深层关切。

“尽管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进展很大。”全国政协委员李滨生认为，这种进展首先体现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给予了比较强烈的关注，并对这一群体的性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仅全国总工会，这一年里就先后两次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题调研，分别于2010年6月和2011年2月发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和《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全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质、特征，坦率道出他们面临的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而为推进问题解决进一步营造了氛围、增进了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舆论宣传给力新生代农民工，相应的政策措施也已经或者正在跟进，特别是“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更是引发了各界关于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的共识。

“不过，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光有热情和表态是不够的，必须紧密结合国情和农民工的真实诉求。”李滨生认为，首先应从劳动关系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不是单一地从社会关系角度观照他们。

在李滨生看来，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连最基本的劳动经济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谈住房、谈户籍都还为时尚早。他建议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协同各方力量努力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不低于平均水平的收入、福利有保障、安全的工作环境。“物质是基础，有了体面劳动，才有体面生活，才能离幸福更近。”（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