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实现，是导致‘用工荒’的一大原因。”本报今天二版刊出的《“用工荒”其实是个“伪命题”》报道，引发了代表委员们对“用工荒”背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特别关注。

大家认为，“用工荒”的背后实际上是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利益诉求无法满足时的一种“失望”表现。中华全国总工会新近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占到农民工群体的60%。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军。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形势紧迫。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他们，特别是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强烈要求融入城市，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许多切身利益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导致‘用工荒’常态化，还会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影响。”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俊九不无担忧地说。

“一分为二”看问题，了解真实诉求是前提

与父辈相比，收入已不再是留住新生代农民工们的唯一要素，他们对待遇、保障、发展、体面劳动有着更高的诉求。

但张俊九委员发现，与之相反，各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仍未根本解决，长期存在“三低两多”的现象，即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以及工资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工伤职业病和劳动争议较多。

“同样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只因为户籍不同，境遇也有着天壤之别。”全国政协委员、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牛越生强烈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他认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随后才有制度的突破。

还有代表委员发现，并非所有农民工都有“当城里人”的意愿。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对500多家企业的1万多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虽然73.5%的农民工很想在城镇长期居住，但有意把户口迁到城镇的农民工不足40%。其主要原因就是买不起房。“他们同时觉得城镇的就业稳定性不强。”马兰翠委员说。

“新生代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并谋求自身发展，但在城市中，他们缺乏安全感。”牛越生委员认为，在城市有稳定收入和稳定生活的农民工是希望在城市立足，并有望成为新市民的。“不过，大部分农民工依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仍旧选择离土不离乡。”牛越生委员说。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绝非“进城”一条路

然而，现实依然严峻：广大农民工在养老、医疗、户籍、子女教育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着很大差距。据统计，2009年，农民工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只占总数的7.6%、12.2%、3.9%。部分农民工虽然在家乡参加了农村社保，其水平也非常低。以低保为例，农村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四分之一。

在城乡保障差距悬殊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消弭与城里人的距离呢？

近来舆论热度颇高的“地票”交易助推户籍改革做法，引起代表委员们深入的思考。

“一些被‘征地换现金’、‘宅基地换房’后的失地农民工，一旦没有工作，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凤城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德不无担忧地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则认为，土地于农民来说，不仅是一种权利，是可以继承的不动产，而且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精神的寄托。因此，以土地换户籍的做法应慎重。

全国人大代表刘瑞莲是安徽宿州市葛集镇白腊园村党支部书记，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大声疾呼：土地是根本，农民进城市打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让新生代农民工回归土地，参加新农村建设更应该是各级政府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刘瑞莲看来，城市建设、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但真正能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毕竟是少数。许多农民工年轻力壮时到城市打工，到了一定年龄后，还愿意回到农村，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绝不是“进城”一条路。

事实上，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离土离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14533万人，但举家外出的为2966万人，仅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0.4%，自营者93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4%。

不难看出，这两类属于在城市有稳定收入和稳定生活的农民工，也是希望在城市立足、有望成为新市民的农民工。然而，扣除重叠部分，其总数也就3500万人左右。显而易见，能够凭借自身就业能力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民工，依然只占农民工的小部分。

马兰翠委员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逾60%的被调查农民工无意把户口迁到城镇，原因是“不如宅基地、基本农田作为生活保障可靠。”

城乡统筹，“两条腿走路”更切合实际

“去”、“留”皆难，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究竟如何解决？采访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把目光投向城乡统筹。

“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体现公平，也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既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发展。未来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必须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认为，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同的诉求和走向，将其分别纳入城市或农村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

因为，保守估算，全国至少有2.4亿农民工，如果将他们全部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城市显然消化不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建议，应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对目前种类繁多的社保制度进行强势整合，同时，大幅增加社保投入，努力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建设既适合农民工特点又与城镇职工社保制度相对接的农民工社保制度。

同时，做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跨地区转移接续工作，采取对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费分段累积计算的办法。即在同一个城市交足规定年份的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出于种种原因离开打工所在地的农民工，允许其在当地继续保留养老关系，到达规定退休年龄时再回到该地社保服务机构办理退休和养老金领取手续。

“城镇化需要‘两条腿’走路。”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一方面，善待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长期就业、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要让他们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另一方面，缩小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的差异，可以县城作为依托，推进中小城市建设发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去掉农民工进入城镇户口的门槛。

张俊九委员建议，将解决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从国情和农民工诉求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措施，着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才能切实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幸福生活’。”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