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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1年02月17日 星期一

“杭州小笼包”遭遇CPI上涨

——京城一家小吃店主的苦恼与纠结

■本报记者 戴明阳
《工人日报》(2011年02月17日 004版)

2月12日,大年初十,浙江在京做小买卖的江仁回北京后,心里一直在纠结。他纠结的是自己的杭州小笼包小吃店到底要不要再次涨价:涨吧,怕没了生意,无异于自绝生路;不涨吧,实在也挣不了几个钱,白忙活……

曾经生活在《春天里》

2006年上半年,江仁和妻子撇下两个孩子,从浙江老家来到北京打拼。半年后,他们在东城区开了一家杭州小笼包小吃店。虽说每天5点多起床,晚上9点多才能回到出租屋内休息,但每年近9万元钱的收入让夫妻俩忘记了劳累,忘记了节假日,一门心思地多挣钱,以供养父母,给两个孩子挣学费。

“当时,每天客流量能在150~170人,毛收入能达到650~750元钱。”说起当年的“辉煌”,江仁嘴角挂着微笑。

为了证实自己的“辉煌”,江仁在店里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了2006年的账本。翻开账本,江仁似乎回到了当年的“美好时光”。

2006年,江仁通过老乡介绍,租下了位于东城区安德路的一处门面,年租金3.4万元。这个价钱在当时算作中等水平。江仁和妻子便在这间门面里,开始了长达5年的打拼。

“每年租金3.4万元,平均每天不到100元。”江仁指着账本说,当时只要卖出去100笼包子,房租就出来了,生意还是比较好做的。

生意好不仅仅靠饭菜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而摸清楚客人的饮食习惯,对于浙江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江仁告诉记者,北方人喜欢吃蒜,而北京人不仅喜欢吃蒜,更喜欢吃辣。于是每当客人点餐后,江仁总会主动地送上大蒜,把调好的辣椒放在客人面前,而且管够、免费。

口碑是最好的宣传。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这刚开不到半年的夫妻店每天客流量已达170人左右……这已算是奇迹了。

而当夫妻俩开始结算每月的利润时,他们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每天100元的房租,25公斤一袋的面粉60元,猪肉每斤5.5元,需要10公斤。其余的小葱啊,油菜啊,总价不到100元,水电气消耗费用80元,每天成本400元左右,而每天的毛利在650~700元左右,净赚300多元,一年下来接近9万元。”江仁指着账本,抽着烟说,好像时间又回到了2006年的《春天里》。

在与记者交谈时,突然一位顾客叫到:“老板,来瓶啤酒。”江仁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看一眼记者说:“稍等。”

少顷,江仁回来仔细地翻着账本,终于在某一页停下来,指了指说:“看看,当年在夏天,我每天能卖四五箱啤酒,冬天能卖一箱半。那才叫生意呢!”江仁最后一句话学起了北京话的腔调,里面透出自豪与兴奋。

每天只吃两顿饭

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走过了近5个年头,江仁的生意也越做越“抽抽”。

江仁点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盯着不远处的啤酒箱。突然,他指着啤酒箱,发出一声苦笑:“现在四五天卖不了一箱。”

从2007年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国内的原材料每年轮番上涨。“一年涨二三次很正常。”江仁嘟囔着说。

对于小本经营的夫妻店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以包子、面条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小吃店对原材料的上涨极其敏感。“猪肉、面粉、葱、蒜等只要上涨,我的心就很揪揪着。要是涨价吧,很多回头客就流失了。况且,涨得次数太多,生意也没法做;要是不涨价吧,我们的利润空间就被压缩得很小,这很难决定。”

江仁跟妻子商量后,还是没有涨价,维持了生意的运转。成本上涨,利润缩水,只能靠自己节省来填补。“减少浪费,从自己身上省钱。”对于没有多少经济学知识江仁夫妻俩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

从2007年底开始,江仁夫妻俩每天改为两顿饭,每顿面条或者馒头。“平时连包子都不敢吃。实在馋了,两人吃一笼。”江仁很无奈地嘿嘿笑着,笑声中透出无奈。

“没有这么夸张吧?”记者反问道。

“难道我会骗你,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性格憨厚、老实的江仁有些发怒。他又开始给记者算账。只不过,这次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痛苦的表述。

2007年,北京房地产价格飙涨,商业地产价格也随风涨。江仁的房租也从每年的3.4万元,涨到每年4万元。“合同没有到期,怎么就涨呢?”江仁要找老板理论。

“不租算了,有人排队等着呢。”这是老板给江仁的回应。江仁只能接受。

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涨,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肉、面粉、天然气、水、电、菜等开始不定期、不同程度地涨价。

“现在房租每天120元左右,天然气从2006年的每罐60多元涨到现在的90多元,水费从每吨6.5元涨到现在的13元,面粉从每袋60多元涨到82元……”江仁一笔一笔写在纸上,“特别是大蒜,从原来的每斤1.5元涨到现在的8元,简直令人难以接受。”江仁说到这里,在纸上使劲地写上了“大蒜”两个字。

记者粗略地估算一下,现在每天的成本近600元。随着小吃店的2008年提价以后,客源也从每天最高峰的170人,减到130人。每天的毛利润维持在700元左右,而利润却大大缩水,每年利润仅为5万元左右,年收入缩水近50%。

在两天的采访中,记者经常能碰到客人吃饭时索要大蒜:“老板,来几瓣大蒜。”

这时,江仁总是从一处较隐蔽的地方拿出2瓣蒜,不太情愿地放在客人面前。有的客人会笑呵呵地打趣道:“老板,你这也忒抠了吧?”

碰到这事,江仁总是无语,脸上一片红,笑一笑,便转身进了厨房。

小吃店普遍面临两难

面对顾客们对涨价的抱怨,在朝阳区小营路附近经营一家小饭馆的李坤说:“人们都说,是通货膨胀导致了小吃涨价。我不懂什么是通货膨胀,但我知道粮、油、菜和门面费、人工费涨价后,饭菜再不提价,我的小店就得关门了。”

李坤的话在经营了近10年面馆的张贵银口中得到了印证:“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菜价涨了一倍多,去年的青菜是每斤一两元钱,便宜的时候几角钱,但今年的菜价高得吓人,青菜最贵的时候四五元一斤呢。”

除了菜,房价也是不得不提的涨价因素。张贵银租的门面房去年还是每月3000元,今年就成了每月5000元。“这得拉多少面条才能挣出来。”他曾试着提价,但因为店面地处居民小区,提价后顾客越来越少,一家4口守着这个不挣钱的面馆也不是办法。

小吃店是小本经营,利润空间有限。店主们反映人工费最近涨得特别厉害。张贵银说,他们的房租也快到期了,如果物价继续这样涨,可能就不干了。为节省成本,很多店铺都成为夫妻店。

记者走访不同区域的几家小吃店,发现它们都面临着涨价的窗口。而房租、水电、粮油、蔬菜、人工费等,都成为影响小吃涨价的重要因素。

2月16日,记者结束采访时,江仁说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能开心地做生意,顾客能开心地来吃饭。

(本报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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