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了对人力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企业劳动关系逐步走向市场化契约化复杂化，成为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特征和普遍客观规律，企业和社会主体行为及其利益诉求表达的多元化，劳动和资本的在市场和企业内部的博弈常态化，劳动关系矛盾成为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社会民主化进程也唤醒了城乡公民的权利意识，保障基本人权和实现体面劳动成为主流价值观，实现劳动经济权益有助于提升社会的幸福感。

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主题主线，发展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企业新型劳动关系，帮助企业利益相关者集聚发展理想和共同愿景，多元化社会结构形态迫切需要公平正义幸福和谐，新闻媒体也以独特的理性分析视角和客观报道立场，对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给予更多的聚焦和关注。在风险挑战和机遇契机并存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在我国错综复杂的企业劳动关系矛盾面前，各类职工的群体化和阶层化意识更加增强，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更加显性直接，职工依法维权和抗争手段更加多元化，工会作为社会经济利益矛盾调和的必然产物，依法维权和服务职工的责任和使命更加繁重艰巨，要积极顺应国内外环境和企业形势的变化，顺应职工队伍构成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当前部分地方职工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态势，正是我国社会形态处于深刻转型期的典型特征。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形势的基本评价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国仍然处在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黄金发展期，也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和社会矛盾集中的凸显期。虽然劳动关系还有结构性失衡和深层次矛盾，但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整体上保持基本稳定，这也是对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发展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新型劳动关系，既是政府维护职工队伍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又是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必须承担的工作使命和责任。

从宏观方面上来看，各级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努力把富民优先的发展战略放在依法执政的首要位置，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积极顺应社会民意基础和治国合理诉求的深刻变化，加快社会经济共享和劳动关系的法制化进程，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促进社会的和谐共享，努力形成亲民惠民的政策舆论导向和政策制度措施，各类职工群体的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普遍改善，逐步形成对未来发展明确向好的社会心理预期，社会发展环境和公民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整体提升；从中观层面上看，各级政府以加快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为首要任务，积极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和深化行政管理改革，逐步健全完善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尤其是建立和完善与同级工会的联系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重要作用，积极畅通各类职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从源头维护和大力发展好职工的合法权益；从微观角度上来看，随着我国社会法制宣传和公民素质教育的深入，促进科学发展和实现包容式增长成为主流民意，依法维权是合力维稳的基础和前提日益成为思想共识，各类企业面临着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对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意愿和利益诉求，要积极履行好相应的经济道德和社会的多重责任，在企业内部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各级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框架内，积极畅通各类职工的利益诉求表达和维护渠道，建立健全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的预警调处机制，着力加强对各类职工群体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局部性企业劳资矛盾冲突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基本都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有效化解和及时控制。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公民文明素质的提升，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和知识阶层结构等的深刻变化，社会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空前觉醒，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加快重要敏感信息的扩散和集聚效应，劳动关系矛盾和社会利益诉求纠结和交织，国内外发展形势环境和社会思潮的相互交流和互动。因此，在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增强应对风险危机的责任意识，虽然我国企业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和社会民主权利，在国家法制保障和政府政策推动下得以基本实现，但是我国依法协调劳动关系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反映在企业劳动关系性质和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主要表现为深层次体制矛盾和局部性结构失衡现象。

首先，从社会管理体制因素上看，我国依然维系着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户籍制度，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分割状态，制约着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有序合理流动，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村社会的相对滞后，导致来自农村劳动者缺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帮扶，在城镇企业中稳定性就业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难度较大，参与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缺失，城镇市民和企业管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与就业歧视，在企业享受法定的同工同酬待遇基本无法落实，在企业和社区参与民主管理权利被“边缘化”，特别是在流动中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保障，导致农民工对城镇和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

其次，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上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新兴经济体，也是现代国民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完成建立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市场总量保持无限供给的状态下，劳动力由充裕转为紧缺的“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自由合理有序流动转移中实现充分就业，合理配置城镇的人力资源和全面提高劳动参与率，亟待各级基层政府科学规划实施和政策组织引导，同时企业作为最基础的经济细胞和市场经济责任主体，劳动用工多元化和劳动用工灵活性的发展要求，在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约束面前，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认同并自由实现的拓展空间，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和企业合理的工资生成制度不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和政府宏观调控方法尚未形成合力，社会劳动道德法理和企业劳动管理实践的明显背离，造成部分企业经常要为此背负着社会失德的精神十字架，农村剩余劳动者大部分处在高成本的无序流动状态，客观上也挤压了城镇适龄劳动力的市场就业发展空间。

第三，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来看，由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偏重文理课程设置，对学生劳动技能和工科实践课程安排不够重视，没有政府埋单和社会公益的国家劳动预备制度，尤其是国民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的相对匮乏，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也形成了城镇低劳动就业能力人群的大量存在，包括农民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新毕业大中专学生在内，一方面，企业迅速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城镇低就业能力人群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城乡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和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的关键因素，也是造成部分劳动者经常处在结构性失业状态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国城镇就业难与企业“民工荒”并存现象，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短期内无法难以根本改善而且有逐步蔓延之势就不难理解。

第四，从劳动行政管理能力上看，政府部门的劳动行政管理行为和劳动监察制度，是规范劳动管理制度和制裁企业劳动侵权的重要利器，我国劳动关系立法进程从源头上来讲，有些条款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导致缺乏刚性约束力问题，难以有效规范劳动力市场失序和企业用工制度的乱象，以劳务派遣制度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尚未依法有效规制，部分企业利用法规政策边界不清晰大肆降低劳动用工成本，不少城镇隐性就业者占有社会“低保”的公共资源，有些企业把如何“合理避税”当做生存发展之道，个别企业因某些劳动违法普遍存在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导致部分违法企业劳动侵权的制度成本过低，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得到扭转和有效解决的话，势必对我国一元化为主导的劳动关系格局形成巨大冲击，对城镇企业中正规就业者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同时加剧企业各类职工内部的利益纷争和劳动冲突，使企业劳动关系矛盾面临更加复杂多变难解的局面。

第五，从劳动政策执行效果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工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各类企业必须遵守的经济道德社会责任的“底线”，但是在不少企业没有在企业工资分配中起到“托底”效用，反而成为部分企业确定职工基本工资的“价格中枢”，成为曲解政策原意和压低职工工资收入的“理由”；现阶段企业贯彻执行工资指导线的意愿也是不尽如人意，能够有效落实工资增长指导线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三性”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在企业劳动用工制度中确实存在过度“滥用”的现象，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爆发和逐步蔓延的时期， 包括一些政府部门控制的大型垄断国有企业，也存在用大量的劳务派遣工替代合同制职工的问题，这些加剧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和管理矛盾与冲突，各级政府要深刻反思和改进劳动保障政策的执行效果。

第六，从劳动工资利润占比来看，由于社会生活中过于看重资本要素的价值和作用，延伸到现代企业制度安排和法人治理结构设计中，现阶段有过于强调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中作用的倾向，资本及其代表者无论是在劳动力二级市场上，还是在现代企业劳动管理制度中，保持在强势主导地位和被赋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及其劳动的社会价值，维护以人为本和给予职工人文关怀的现代管理理念，没有社会法制环境的完善和政府劳动管理的强化。企业工会代表劳动要素发声和抗争的机制被逐步削弱，要从企业内部制衡资本力量的扩张缺乏现实的折冲机制，具体表现在企业利益分配和工资决定机制上，工资集体协商主体地位的不对等和有效反制手段相对有限，职工工资在企业利润分配中的比重有逐步走低之势，企业管理素质低下和社会制衡力量不足形成瓶颈，政府惠民的劳动保障政策在企业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而大打折扣。

第七，从行业道德自律机制上看，我国社会仍然沿袭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道德与中介机构组织发展和作用发挥的相对滞后，众多企业尚未摆脱资本原始积累和家族管理的冲动，有的经营者甚至把企业劳动者都看成资本的附属物，各类行业协会和工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亟待加强，现阶段无法形成规范的行业管理制度和社会责任意识，形成有效的行业道德自律约束企业的经济行为，除了部分企业工会敢于直言和切实发挥作用之外，企业内部职工利益诉求表达及维护的渠道也不够畅通，企业劳资矛盾及管理冲突缺乏多元化宣泄渠道，容易导致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的日渐多发和显性抗争。

第八，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困扰。我国劳动保障政策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市场博弈，在企业内部管理中有些政策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谈，部分困难职工生活和就业保障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部分失灵，往往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有产者手中，一线职工收入低和增长慢成为企业的“顽症”；企业工会维权与服务功能受到资本力量的制约，工会倡导的合法理性抗争有时被职工认为是过于软弱，在企业劳资矛盾中陷入非常尴尬的工作处境；还有企业在改制和与职工置换身份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些严重侵犯职工权益问题迟迟未得到有效纠正，造成部分企业集体劳动争议和职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作为现代产业工人主体力量和新市民阶层的后备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管理体制和城镇社会的社会歧视，短期内无法融入到城市社会的现代文明生活之中，直接影响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