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孩儿，我没啥可写的，赶快回家歇着去。”

刚一走进哈尔滨市香坊区第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下称“清洁一中心”），记者就被要采访的中心主任葛玉兰给推了出来，作为一名年过半百的女性，她的手劲儿可不小。

1975年下乡当赤脚医生，返城后先后在工厂、铁路部门工作，1987年至今一直工作在环卫战线。“扫街、工会、劳资、团支部、出纳都干过”。在环卫系统的20多年，葛玉兰先后获得过哈尔滨市“城市美容师”、哈尔滨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她说话很直，她干活很拼，她做人很真。听她的话语，看她的工作，品她的人生，你不由得怀疑，她叫玉兰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她这朵玉兰花，开得火辣辣的。

火辣辣的劲儿——“哪儿的活难干，我去哪儿”

穿着一条厚厚的羽绒棉裤，踩着一双老头鞋，脚后跟在外面露着——这就是坐在记者对面的玉兰。

在她办公室的桌子下面有4双鞋，除了一双自己的鞋外，还有两双大头鞋、一双老头鞋；采访当天，在她的桌子上摆着一堆已经启封的感冒药；沙发上，放着一床棉被，棉被上有一副绿色的军用手套虎口处已经磨破了——这些都是她今年清冰雪的装备。

葛玉兰出生于1958年，今年53岁，再过两年，她就要离开这个主任的岗位了。从职位上说、从年龄上说，她都不需要到一线去。

“家庭困难的多、老弱病的多、女同志多、临时工多，这是我们环卫系统的‘四多’，不到一线去，这个队伍怎么带？”这是葛玉兰坚持在一线劳动的原因。

葛玉兰一到下雪天就吃住在办公室，截至目前，这个冬天她的扫雪纪录是四天四夜没回家。说到扫雪，葛玉兰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也不是到现场指手画脚，而是拿起铁锹、扫帚跟大家一起干。

就在上个月，当葛玉兰正在大街上清雪的时候，突然一台车停在她面前，上面下来一个人，一把抓住她说：“老太太，你还真跟着干啊。”这个人是哈尔滨市电教中心的一名编导，曾经在清洁一中心拍过电教片。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的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真是镜头内和镜头外一个样。

“哪儿的活难干，我去哪儿。”这是葛玉兰判断她在什么地方干活的标准。

“临时工可以回家过年了，正式工留下继续干活。”说这话的时候，正在铲雪的葛玉兰连头都没抬。这是某一年的农历大年三十下午3点左右，具体是哪一年，当事人也想不起来了，因为像这样年节和工人们一起出工的时候太多了。“谁都不愿意大过年的在外面干活，但我必须愿意。”

入冬后，清洁一中心一名环卫工人在作业时不幸被撞身亡。此后，没人愿意去那个发生事故的路段干活。了解情况后葛玉兰二话没说，立刻前往发生事故的地方抡起铁锹就干。

她不说话，大家也不说话。剩下的，只有干活。

火辣辣的话——“我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丢什么了？”

在清洁一中心，流传着一个关于葛玉兰的经典段子。

2005年夏天，葛玉兰坐车检查清洁一中心负责的街面卫生。在一个花店门前，她突然在一辆正在扎花的名车前跳了下来，在地上捡起什么东西后又跳上车走了。没走多远，司机告诉他：“前面有个车总在别咱们车。”

“停车，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你捡什么了？”前面车下来的年轻人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车内的葛玉兰。

“我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丢什么了？”葛玉兰反问道。

“我不知道我丢什么了，我掏了一下裤子兜，然后你就在我车旁边捡东西，你到底捡什么了？”

“你到底丢什么了？我说了，重要的是你丢什么了？”葛玉兰加重语气一字一板地再次反问。

“赶紧拿出来，你是干什么的，怎么随便捡别人的东西呢？”年轻人也加重了语气质问道。

“看到了吗，我就捡这个了。”葛玉兰一伸手，一把冰激凌的塑料包装纸抓在她的手上，“我是扫大街的，这是你们刚才丢的。”

看着车内这个绷着脸扫大街的，年轻人就像被按了“复读键”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不是葛玉兰第一次，更不是唯一一次在大街上捡垃圾，她坐的车里始终有一个垃圾袋。

“快看看，有人坏你给你车后面挂了个垃圾兜。”好几次，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有人敲着车窗对葛玉兰说这句话。这个坏人就是葛玉兰自己。因为夏天的时候垃圾有味儿，葛玉兰就把装好的垃圾兜挂在后车窗的风挡玻璃上。

“孩儿你信不信，我多捡一张纸，环卫工人就可能捡回一条命。他们很多人的眼里只有垃圾，没有车。”说这话的时候，兰姐又把脸绷起来了。

现在，在清洁一中心，不管是谁，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在大街上捡垃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大家共同的环卫情结。

不仅是在大街上，在办公楼里大家也都有着环卫情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清洁一中心的办公楼里，没有保洁员，因为从葛玉兰到每一个员工都是保洁员，厕所、走廊、办公室都是大家自己打扫的。

火辣辣的心——葛玉兰姓兰不姓葛

很多人，甚至是清洁一中心的不少工人都不知道葛玉兰姓什么，因为年岁大的人都叫她“兰子”，年岁小的人都叫她“兰姐”，以至于不少外人都问“你们家领导姓兰吧？”

兰姐揣着一颗火辣辣的心，设身处地为每一个人着想——办公室人员、退休职工、一线工人，包括临时工。

因为环卫工人中临时工比较多，而且生活都比较困难，每到过年，她都带领清洁中心的共产党员捐款，为困难职工买来饺子、馒头。

每逢有工人家里的孩子结婚，她总是积极捧场，但每次她都是只随礼不到场。“去了人家还得拿你当祖宗似的供着，多麻烦啊。心意到了就得了。”

随礼多了，别人就总想找个机会也给兰姐表示表示。

“兰姐，你家孩子啥时候考大学啊？考完了可别忘了张罗一下啊。”每次有人这么问，葛玉兰都回答说：“快了快了。”其实，他儿子早都上班了。

除了“兰子”、“兰姐”，在清洁一中心，葛玉兰还有一个名字叫“妈妈”。这个管她叫妈的人叫于水滨。

“我儿子可厉害了，啥车都能开。”一说到这个编外儿子，葛玉兰一脸骄傲。

于水滨2005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到清洁一中心工作，他的亲生父母早年相继去世。这个不幸的孩子少言寡语，从来到中心上班那天开始，葛玉兰就格外照顾他的生活。

每逢节假日，葛妈妈不仅把水滨带回家里吃饭，临走的时候还给他带上一堆好吃的。一到过年，衣裤鞋全都到位，吃喝用一应俱全。去年，于水滨住的房子动迁，从办理手续到安置新房，一切都是葛妈妈亲自安排的。

“这孩子嘴笨，啥也不会说。房子这么大的事，我可不放心让他自己弄。”一提到房子，葛玉兰念叨着说，新房下来了，也该张罗给水滨找个媳妇结婚了。“孩儿，我问你个事儿，现在结婚给老婆婆带花一般给多少改口钱？”葛玉兰突然向记者问道。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在葛玉兰办公室的茶几桌上真的有一盆盛开的白兰花。采访结束时，葛玉兰趿拉着老头鞋跟记者炫耀着说，她养啥花啥花开。“你闻，我这屋里香不香，你看，这花蕊漂不漂亮。”没等记者回应，她自顾自地一边围着花转一边揪着枯叶说：“我呀就是没时间收拾它们，有时间收拾比这开得还得好。”看着她那陶醉于花朵之间的样子，记者不禁想起了一首诗：我爱幽兰异众芳，不将颜色媚春阳。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自香。或许，这首诗正是这位即将“退伍”的环卫老兵的真实写照；或许，从这首诗来看，她叫玉兰还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