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备受肺癌痛苦折磨的杨善洲还在反省自己的一生。

他向看护他的人坦诚地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错事。我曾经坚决反对过修保山机场、修高速公路，怕占良田太多，老百姓吃不上饭。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是我最大的失误。如果当时思想更解放一些，保山的发展会更快一些。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抵触过，觉得是一种倒退。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没有顺应老百姓的心愿，这个责任主要在地委，并且主要在我。”

不仅如此，杨善洲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自我检讨的话也说了几十次。

1985年，地委盖办公大楼，眼看第一层已经建起，不久就能搬进新大楼办公。这时，昌宁县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带着人立即赶赴灾区视察，看到老百姓受灾特别严重，杨善洲非常难过。回到保山后，他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

当时，许多人都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它地方调动资金，没必要把正在建设的办公大楼停掉。有一位领导在他面前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大楼里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1983年，杨善洲、秘书和驾驶员三人到腾冲中和下乡。第一天，他叫驾驶员赵育刚把伙食费交掉。第二天，驾驶员忙着检查车子赶路，忘记交伙食费了。车已经开出很远，杨善洲忽然问：“小赵，伙食费交了吗？”赵育刚说：“哎呀，忘了。”“回去交。”老书记说。当时，按地委出差标准，下乡一天补助0.3元钱，折回去至少要花几元的油钱，赵育刚说：“书记，回去油钱都比交的伙食费贵几倍了。”杨善洲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大家只好又返回中和乡结了不到一元的伙食费。

1984年，杨善洲和秘书去施甸县出差。吃晚饭时，食堂师傅因为是老部下，给他们多炒了一盘肉菜，因为赶得急，没有交伙食费。半路上杨善洲问起，秘书如实相告。杨善洲很严肃地叫司机停车，对秘书说：“你下去，自己搭车回去，补交伙食费！”秘书不敢违抗，只好半路下车，自己搭车回施甸县补交了12元伙食费。回到地委后，他抱怨道：“伙食费才12元，我来回的路费、还在施甸多住了一晚上，都花了三十几元钱，真不值啊。”杨善洲听后，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账不能这样算！”

施甸刚建县时，县委只有一辆美式吉普车，说是书记的专车，其实是由县委办公室统一调度。杨善洲下乡多是骑自行车，办公室给他安排车，他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坝区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没有必要坐小车，到边远山区再坐吧。”

杨善洲回家探亲从不用公车的习惯保持了一生。从保山到姚关有100多公里路程，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回家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搭班车回到施甸县城，然后搭车从县城到姚关街上，再从姚关徒步一两个钟头走到家里。

杨善洲一生艰苦朴素，舍不得穿新衣服。他的衣服好一点的只有一套，就是中山装。大亮山造林期间，有一次到山上干活，他穿着一条裤脚比较细、从未见他穿过的旧裤子。大伙儿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说，不是买的，是他孙子的裤子，丢掉可惜，拿来干活时穿穿。

退休后，有一次他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回来后有人问他的感受，他说：“出去好是好，不开钱，只揩嘴。”问话的人乐了。他接着叹口气说，“飞机票就花了好几千块。这笔钱要是放在山区，能解决好几户人家的生活困难了。以后我再也舍不得出去了。”

杨善洲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组织上有意安排老干部去美国开开眼界。他问别人：“去美国一趟要多少钱？”人家回答说：“6万块钱吧。”他自言自语地感叹道：“6万块钱放到农村可以打一个小水库，解决四五十户人家的人畜饮水和灌溉问题了。”动员了好几次，他就是不肯出这趟国。

但对身边的同志，杨善洲从来都是慷慨大方的。

2002年5月31日下午，林场职工赵虎骑摩托车从姚关赶回林场途中，不幸摔伤。20多分钟后，杨善洲神色焦虑地出现在卫生院。医护人员告诉他，赵虎颅脑损伤严重，得送到保山去抢救。杨善洲抓起电话就拨通保山人民医院120急救电话，对方却担心路途远当事人承担不了路费，强调说要900元路费。杨善洲火了：“不要说900元，就是9000元，你们都要来，这是救我职工的命。我杨善洲还没必要赖你们这900元的账吧！”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赵虎终于被接到了保山市人民医院，杨善洲一直在急救室外面的椅子上焦急等待，其间医生出来几次劝他回去休息：“您老年纪大了，这儿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还得抢救您。”杨善洲死活不肯走：“我身板儿硬实着呢。”直到赵虎转危为安，他才放心地返回林场。

2003年11月，职工肖加志因为被烧伤，又是他跑来跑去，借来2万元钱，买飞机票送到昆明治疗。他对职工这样关心，而1998年他的腿摔伤，住了半个多月院，却死活不准林场职工来看他：“钱多得没地儿糟蹋了是不是？买啥给我我一口也不吃！”他说到做到。有人不听“招呼”给他买的水果罐头，至今还摆在他林场的小屋里，都发了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