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的农民，需要什么条件、多长时间，才能转变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

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问题，却是2亿多农民工今天所面临的共性课题。

要找到出路，农民工须经过工业化、城镇化两道坎儿，国有大企业以其“大机器生产”的特色，成为工业化的主力，也成为把农民工从富余劳动力转化为合格产业工人的熔炉。

从2010年12月21日至31日的11天里，记者跋涉2500多公里，赶赴一家国企位于滇西南、滇东南和滇东北的三个生产基地，采访了几位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转化的农民工，记录了他们在国企这个“大车间”里，经过10多年至20年不等的时间陶冶，从“自在”的工人向“自为”的工人转变的历程。

被“置换”了脑袋的林国华

2010年12月30日上午，云南冶金集团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会泽铅锌矿采选厂所在的山脉被冰凝冻住了，沿着扶梯上下到竖井坑口，必须小心翼翼。

与这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采矿点相对的是一些民营小矿山，采选厂工会主席赵鹏指着那些被挖得斑驳陆离的山体说：“他们把山体掏空了，却不管不顾，总有一天要出大事的。”

赵鹏所说的“大事”就是被掏空却不进行充填处理的山体极有可能会瞬间塌陷，发生严重的人为地质灾害。会泽铅锌矿的大规模开采已经有60年，记者所在的山体里也是平巷、竖井、斜井纵横交错，同样被掏空了，但赵鹏不担心会出“大事”，这和一位农民工在该矿的成长故事有关。

这位农民工，名叫林国华，现年33岁。

1996年3月，18岁的林国华从会泽县雨碌乡牛栏江边一个偏僻的山村来到采选厂工作，从荷锄下地的农民变成了按时作息的工人，但此时的林国华，距真正意义的工人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学习，是我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坐在记者面前的林国华似乎有些腼腆。从井下采掘面作业的农民工到采选厂充填车间的工区长，林国华的跨越用了15年。

前述赵鹏不为自己脚下的山体会塌陷而担忧，和林国华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工作努力分不开，是一件驰宏公司的专有技术把赵鹏的不担忧与林国华的努力连接起来。

这项技术就是膏体充填技术。

该技术是驰宏公司为开发利用深部资源而设计的节能、环保型项目，对国际矿业界都是一个难题，该技术尚不成熟，而且是不好掌握的新技术，作为充填工区长，林国华在几项技术难关的攻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作用甚至是灵魂性的。“专家调整不了的环节，专家都走了，我们自己干，而且成功了。”在膏体充填的5个月里，他带领其他工友，完成了大小改造项目68项，他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小改小革奖，我拿了一两万元奖金。”

作为工区长，林国华身负管理职责，他深知工人的技能高低对自己和企业的影响有多大，他要求人均拿出薪点工资1500元作为浮动，重点以技能高低来实行分配，每月员工的收入差距大到1000元，体现多劳多得、绩效制胜原则。“这件事说明，农民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意识在林国华脑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2006年12月，林国华获得了“云南省十佳农民工”表彰。

15年的时间，林国华经历了工人、电车队队长、运输工区副工区长、充填工区长等职务，是采选厂这个“大车间”把林国华打磨成脱离了乡土气息的产业工人。

林国华的同事、同样是农民工的跃进坑掘进工区工区长管绍云说出了他的心声：“从一个种地的农民变成一个工人，是企业改变了我。”

“无中生有”的张安福

“农村的活计我样样会，到工厂以后，却感到各个方面与农村都完全不同，科学意识、安全意识、纪律意识、上下班时间观念等等，这些都是农村所没有的。在农村可以安于现状，而在企业，这是不行的。”张安福是云南冶金集团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从1992年的农民工到总经理，张安福用了17年。

从农民工到永昌公司的技术骨干，被“伯乐”杨洪枝相中，张安福其实只用了3年——1995年底，他被任命为电锌厂调度室副主任，这个职务是通向永昌公司总经理的第一级台阶。

杨洪枝现任冶金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此前他在永昌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长达19年，张安福是他看着从21岁的年轻后生一步一步“长大”的。

作为踏实肯干好学上进的佼佼者，张安福深得杨洪枝的赞赏。“张安福他们这批工人进厂的时候，我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企业已经濒于破产倒闭的边沿。”杨洪枝的记忆很清晰，“当时我们在永昌公司所在地的龙陵本地，招了800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考虑到企业太需要技术人才，我选拔了一批新工人到昆明理工大学和冶金专科学校学习，条件是只要学习成绩还行，自己也愿意，当时送了10个人，张安福就是其中之一。”

张安福人生辉煌的原始起点就是这次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

学习回来后，张安福从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分厂副厂长、厂长到总工程师，再到永昌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一步不落地稳稳上升。

奠定他在集团公司领导心目中地位的挑战是学名唤作“高铁硫化锌精矿加压浸出技术”攻关奏捷。

这个技术的目的在于改进炼锌工艺，与传统的冶炼方式迥异，原料一次进入，在大釜里发生化学反应，一会儿锌就被分离出来，工艺流程大为缩短，这个技术如果成功，在国内是一流的，在国际也是领先的，“但非常危险，国内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人想试，一直不敢搞，不愿搞，国外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发达国家掌握了这门技术，最成熟的是加拿大，引进也可以，转让费要1亿美元，加上配套设备，可能是好几亿美元，太贵了。”杨洪枝说，“在我们之前，国内有一家企业也搞，结果主体设备高压釜爆炸了，我们测试时紧张得不得了。”

杨洪枝所说的危险来自于釜里混有硫酸、氧气在燃烧，高温高压，稍有不慎，这个高压釜会爆炸，毁了设备不说，通常还可能导致工人伤亡。

但张安福他们竟然成功了，仅投入了3000多万元，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项高难技术攻关的成功，使集团公司领导看到了张安福的技术潜质。“搞高压釜全靠科学技术作支撑，不能盲目蛮干，要精确到每一个细节，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事故可以使一个企业破产，而这些，都是我在农村想都没想过的。”张安福告诉记者。

“高铁硫化锌精矿加压浸出技术”现在成为云南冶金集团的看家专有技术，并已成功输出到外地，效果很好，“本来没有的技术，硬是被张安福他们给捣鼓出来并成功了，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啊。”杨洪枝很得意。

军营、车间“锻造”出来的王元红

2010年12月27日，记者在位于滇东南的砚山县平远街云南冶金集团斗南锰业公司二厂见到王元红时，这位管理着173名职工和两台炼锌炉的昔日农民工已经是很称职的炉长了。

今年32岁的王元红在从农民工到炉长的成长过程中，加入了“军营”和“技术能手”元素。

1995年11月，王元红高中毕业后来到斗南锰业一厂工作，一年后的12月，他入伍参军到昆明当兵，“当了5年的兵，第一年当士兵，以后4年当班长。”王元红说，“2001年12月退伍，又遇到锰业公司招工，我又来了。”

经过军营的洗礼，王元红觉得自己虽然还到原单位当工人，但“此工人”非“彼工人”，军营规范化、正规化的严格教育作训，严守纪律，服从上级这些军营特有的文化元素，已经浸入他骨子里，“口缸、毛巾必须排列成一条线，被子必须每天起床后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举止坐卧必须准确到位，一开始我也理解不了，每天都这样，有意义吗？后来明白了，每天反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掉地方老百姓懒散拖沓的习气，以适应部队担负作战任务的特殊要求，是一种素质的养成。部队的所有训练就在于强化一个人的意识，军人和老百姓的区别在于一些细节。”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素质训练所养成的习惯和工业化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是那样的契合。

“在部队，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我到公司当工人，上级布置工作安排任务，总是设法完成，不会有推卸的想法。”

王元红带记者来到他担任炉长的炼锌炉前，听他讲述从出炉工到炉长的成长过程，“当炉长，安全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停炉开炉不小心遇到气体扩张，强大的气流会吹开炉门，最高温度可达到一千四五百摄氏度，会死人的。在炉前工作，安全、设备、工艺和人员管理都要操心。”

长期的工业生产作业程序规范化影响所及，甚至到了生活中，“我们在工作现场要维护干净整洁，工件要求摆放整齐，我每天下班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物品被顽皮的孩子弄得很凌乱，心里觉得不舒服，也要去收拾整齐了。”

在部队养成的素质与工业化生产契合，而科学的精神则是锰业公司给他带来的直接帮助。

“工业生产，要讲科学，重程序，比如我们检修设备，要组织分工，谁去仓库领材料，谁拆卸谁安装，先拆装哪儿后拆装哪儿都有程序管着。”王元红说，“这些就是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和当农民种地不一样，种地也有一定的程序，但绝对没有当工人管理设备这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