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6日《新京报》报道，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招聘中，设定报名条件“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等3项，被指照顾“官二代”。鹤城区人事局工作人员否认照顾干部子女，并称具体规定是“领导定的”。

1月7日《新京报》的追踪报道称，相关部门已修改这一招聘简章，关于应聘者父母工作单位的条件已被删除。

实际上，类似的“特招”已不是新闻，仅就近一段时间来说，已发生多起。让人不解的是，当地官方每每总有“符合规定”、“没时间不予解答”的借口或无法自圆其说的“否认”。如此挑战公众认知底线、权力自肥走向极端的事件，让人瞠目。

尽管这些违法违规招聘中也有相关人员由于舆论压力，被“停职检查”，但从某些部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态度上看，这些“停职”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风头”，风头过后，相关人员可能会“悄然复出”，而那些子女被特招的当事领导，多半也会平安无事。

一方面是口头上喊着公开、公正、透明的“逢进必考”等相关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无数“普通人”把公务员考试当成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却是领导子女或亲属“特招”不时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人治色彩过重，一些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新人不过是某些领导“一句话的事”，如此一来，当然要照顾那些官员子女了——把领导的孩子放在自己手下，以后想找领导办个事多方便啊！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两倍多。与此相反，另有调查显示，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拼爹游戏”、“爹影重重”，这些热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下诞生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尤其是公众的监督，在一些地方成了摆设。

就在去年9月，因为韩国外交通商部在8月底录用外长柳明桓之女的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操作，韩国现任内阁中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柳明桓不得不为此辞职。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公众的监督权及相关部门的独立调查权很厉害，更因为就连韩国总统李明博也为此表示，要彻底调查事件真相。韩国行政安全部更是计划对过去10年间包括外交部高官子女在内的所有特别录用人员进行全面调查。调查对象达到了400余人，其中包含7名（4人已辞职）韩外交部高官的子女。韩国此番小题大做，一方面说明韩国相关部门对于民意质疑的重视，另一方面足见其对公信力及相关法规的重视。

这很值得我们借鉴，类似的违法违规招聘、用人，公众反映强烈，但反映过后，有关部门是否给予了高度重视？处理得是否及时？主要责任人有没有受到处分？处分得是否足够严厉？如果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官员子女被特招的现象恐怕就不会一起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