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十年来，中国文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一种不起眼的草根文学——打工文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底层写作”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不仅以鲜活、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底层个体的生存境遇，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当代文学所少有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社会担当的意识。

队伍日益壮大

打工文学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深圳。目前，打工者的写作已从中国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辐射到沿海和内地各城市，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学写作潮流。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其中，打工诗歌的写作最为普遍。据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达千人，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目前，打工诗人已有郑小琼、徐非、马忠、何真宗、罗德远、柳冬妩、汪洋、陈忠村等百余人出版了个人打工诗集。

打工文学作者在日常创作之余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汶川地震后，打工诗人们怀着悲伤与哀痛的心情创作了大批震撼人心的抗震诗作，《工人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打工诗人的抗震活动及安子、许强、何真宗等打工诗人创作的抗震诗歌。在全国总工会和工人日报社联合举办的2006年、2007年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中，何真宗、李明亮等打工作家踊跃投稿，并分别获得诗歌和散文的奖项，其作品收入了《走向深处——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秀作品集》一书。

近年来，打工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蓝领”写作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白领”写作，很多打工文学作品已扩展到职场、商战等领域，增强了社会表现力；另外，打工文学突破了“疼痛”、“乡愁”等表达打工者心灵哀号和诉求的巢臼，笔触伸向社会和人性的深层，有更新的视角和思考，体裁上也采用了更具难度和表现力的小说的形式，如王十月的小说《国家订单》，就无意于“妖魔化”老板的罪恶和工人的痛苦,而是着力展现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双方新的矛盾；打工文学还从自发的创作走向了自觉的评论，一大批打工作家的评论文章推动了打工文学的创作发展和理论阐述。

跻身主流文学

打工文学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不断提升，一些创作的佼佼者及他们的作品还跻身主流文学圈。这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刚刚结束的2010年第5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打工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喜获中篇小说奖，成为打工文学获得的最高奖项。

《国家订单》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9·11”事件后，美国国民爱国热情高涨,国旗供不应求,给中国的订单源源不断。一个频临倒闭的工厂因为这批“国家订单”而起死回生,但一个工人却因为日夜赶工而过劳死。鲁奖评委丁帆说，这部作品从广义上仍可归为“底层写作”,但它却很有新意,因为它关注的是劳资矛盾这样的重大题材。

在此之前，四川籍打工妹郑小琼就曾摘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并与新锐作家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2010年3月，四川籍农民工周述恒出版了反映打工生活的小说《中国式民工》，将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吸引了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注意，并破天荒地为他在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崔永元说：“以前我们的节目现场谈笑风生，但是周述恒这期节目是比较严肃的。我觉得农民工的问题值得严肃地说清楚。”

如果说以上事件只是个案，带有偶然性，那么，打工文学作品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则标志着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的一种集体性的认可和荣誉。2008年1月12日，12位打工作家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并领取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的“入馆收藏证书”。可以说，打工文学自此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

提供宝贵经验

20多年来，打工文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令文坛刮目社会关注，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情创作和社会担当的责任意识。

商品社会的文学创作受利益的驱动已经与纯文学和真情感越来越远，也更注重于技术和技巧。对此，打工诗歌评论家柳冬妩认为，有一部分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打工诗歌出现的真正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而在于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

打工文学的社会承担问题一直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时髦写作越来越注重自我的价值而忽视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文人的社会担当。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真实地反映了打工者的辛酸生活和他们被剥夺的正当权益，呼唤平等意识和人道精神，这首先就是对当今浮躁文坛的一种反拨。打工文学作为当下文坛一种独立的话语力量,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干预生活、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

打工文学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恐怕与这些特质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