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富平县官方称，这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据11月8日《新京报》报道，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惟一希望的是“恢复名誉”。

富平县如此对待上访群众，只会让法律蒙羞。无妨看看当时的“壮观”场景：主席台上坐着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坐的是县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由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这两位上访农民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大会持续了近40分钟。

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其潜台词就是在告诫其他人：如果再上访，这两位农民就是“榜样”。类似的恐吓行为并不鲜见。就在前几天，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并回应称，这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对暴力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以及造成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通过公开曝光的形式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及时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社会效果明显，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

或许是想急于摘掉“上访重灾区”的牌子，或许是已经无计可施。一些地方的官员甚至认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然后抛出“集体研究”的挡箭牌。

“集体研究”就能够公开处理上访群众吗？“集体研究”的实质不过是为了躲避集体处罚而已。但愿在此次事件中，“集体研究”不会变成法不责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