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贾平凹开创了中国文坛的一个纪录——他新近出版了一套当代作家中最贵的个人文集，皇皇21卷，叫价2980元。书卖得这么贵，令人咋舌。毕竟，就连新版的18卷本《鲁迅全集》，也只有990元。

作家文集越卖越贵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前，二月河和麦家推出的“天价文集”，已经“吓退”了读者。贾平凹更上一层楼，竟然标出了2980元的“天价”。正像读者说的“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这只能说，我们的作家已经走入误区并越走越远了。

有人说高价文集表现了作家的自信。然而，当越来越多的读者认为“名家的书是越来越看不起”时，作家的这种自信还有意义吗？如果作家的自信非要用读者望尘莫及的“天价”来展示，我们还能看到作家的亲和力和美誉度吗？有评论家认为，这种价位上的自我标榜，是作家在显示最后的高傲，其结果，只能是他们与读者彻底决裂。这样的判断或许有些武断，但是，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应该承认，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这是一个文学不断扩张，以致失去文学自律性的时代。面对被大批量生产的文学，人们不可能直接、全面地阅读，而只能选择那些受到媒体关注的作品。如此一来，文学似乎成了“注意力文学”、“眼球文学”。因此，要想吸引大众的目光，进行包装乃至制造噱头就成了不少作家和出版商的下意识选择。

商品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要寻求最大的购买群体，而文化工业促成了文化商品生产的批量化和文学的标准化模式。在这样的逻辑下，读者对文学的鉴赏变为了“消费”，经济价值取代了文学的精神特质：销售排行榜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就笔者观察，贾平凹推出最贵个人文集，与当下作家和出版商过于注重图书包装和突出腰封作用的习惯性做法如出一辙，那就是内容让位于形式，形式似乎成了文学的主宰而非内核。与“制作腰封是为了突出卖点”一样，高标价的商业逻辑也是昭然若揭。

然而，文学作品是具有双重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一般的商品，具有商品消费的一般特性；而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又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文化商品化、产业化的今天，过分注重文学作为一般商品的消费性几成顽症，殊不知，由此导致的媚俗化，不仅仅是追求感性消费的体现，而且丢掉了文学的本真部分。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文学作为消费符号被操作的异化，而没有看到文学价值的张扬。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又为什么愈演愈烈，变本加厉？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福柯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产生于这时代的话语而是产生了这一话语的时代。这种怪异现象的出现不乏作家的投机成分在内，更重要的是向市场的屈服和刻意靠拢已经成为一剂“春药”。因为，这种怪异现象有多泛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作家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取向多么式微。作家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不去深入体察生活，不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而成为了向读者献媚的“乞食者”，我们再也看不到真正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