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一本自许为“优质城市读品”的周刊，10月20日刊出长篇通讯《咱们工人曾经有力量》。此文为该周刊纪念创刊3周年策划的“记忆展览”系列报道之一，意图以此“更深刻地理解这座城市”，“向这座城市和为这座城市付出过青春、热血、汗水的人们致敬”。

这篇通讯通过描述数位老工人的职业经历，折射长沙60年来工厂的变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工人们“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很多人质朴地向这座城市敞开胸怀：“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搁到如今，已经有些难以理解了吧？奇怪的是，这篇通讯在向老工人“表达敬意”时，最后却忽悠起来。譬如，记者在湖南制药厂宿舍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个上海籍老工程师告老还乡后被邻居质疑，“你在湖南犯什么错误了吗？为什么一个月退休工资才一千多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怎么就沦为笑柄、寒碜人了呢？“一辈子全力以赴，到底为了什么？”针对部分老工人生活上的困境，文章在“八九十年代”和“如今”几个片段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却没有给予解答，并用同情和怜悯取代了原本要表达的“敬意”。

我接触过不少老工人，看到该报道中老工人形象由明到暗，甚至偏狭、迷茫、缺失尊严，总觉得如鲠在喉。

两年多前，我前往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一处“城市广场”的拆迁地采访。除租赁户之外，那些墙上刷着“拆”字的棚户区里，住着的几十户人家，是同一家破产企业的工人家庭。他们的居留地从城市的中心迁到城市的边缘。

熟悉某座城市历史的人如果领着你去看房，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楼盘的地面上以前是灯泡厂、啤酒厂或者轴承厂，那一座楼盘的围墙里边原先是纺织厂、缝纫机厂或者仪器仪表厂。这里的工厂，不只是简单的几幢厂房，还包括宿舍、食堂、澡堂、图书室等工人们曾经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

企业改制把老工人分流，城市化又把他们分流到偏远郊区或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湖南某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算过一笔账：他们在20多年的劳动中，人均每年给国家上交税利5000多元，“置换身份”时，他们每人只能获得按每一年工龄折算900元的补偿。在国家工业化的早期，他们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国家经济转型的时候，他们又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度人物”，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而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离不开千千万万中国的产业工人”。事实上，中国工人这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伟大品格一脉相承。“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老工人，不仅是上述“年度人物”的前身，而且是2009“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奠基者，是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成功跨越的“产业战士”。

曾经“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老工人，会在挫折中丧失他们质朴的情怀与尊严吗？人到中年的李红曾是湖南株洲某国企工会的女工委员。下岗后，她在长沙市一民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在办公室当收发员，几年后当选为集团工会主席。

还有那些退休回乡的老工人，长期生活在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工厂，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处理能力，远非乡村老汉能及。在乡下，退休老工人是报纸杂志的最大订户之一，是邻里纠纷耿直、可信的调解人，是修路、架桥、建校的积极捐助者。跟生活在城市的老工人一样，退休回乡的老工人多是穷人，但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充实而富足。

湖南湘潭市总工会宣教部长廖虹曾给我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10多年前湘潭纺织印染厂宣布破产的当天，厂里10多个女工仍在一起紧张排练一个歌舞节目，准备参加市里的职工文艺汇演。在第二天文艺汇演结束后，10多个女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心酸、凄美的故事，我却从中看到了节制和坚强。她们在“番号”被取消后，还牢牢守住自己的“哨位”，她们已经没有使命，但她们把那个已经消失的工厂当成了美好的自己，一定要向人表达和展示……

我相信，在老工人的身上，尊严不会随时代而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