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直以来，关于户籍制度颇多争议。一些城市曾先后进行改革尝试，但多因复杂性而搁浅。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把户籍制度改革列为2010年九大重点改革任务之一。

最近，作为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的重庆市率先提出，通过10年时间将1000万农民变成市民。此举被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真正破冰之旅。本报今日推出专题报道,聚焦重庆户籍改革问题,只是希望各界对户籍改革给予更多的关注、理解和支持,户籍改革之路走得更快更顺。

8月1日，重庆市开始受理农村居民转户申请，截至8月26日，已有3.6万余名农村居民转为城镇户口，整户转户7300余户。记者连日调查发现，仍有不少农村居民对转户心存疑虑，担心进城后生活无依。这场户籍改革背后，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突破城乡二元体制

8月26日，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怡云村1组的彭光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城镇居民户口簿”，全家五口人从此成了城里人。“我从1992年18岁时就开始当农民工，现在终于可以把‘农民’二字去掉了。我是一名真正的城镇居民了。”

“我们厂里有六七百个工人，其中农民工有400多个。”江津电力线路构件厂总经理常娟告诉记者，这400多农民工的热情很高，若他们都转成市民，公司每年社保支出将增加30多万元。

“我们因为身份的转变，在参加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会增加企业支出，企业会不会不要我们？”对于农民工的担忧，常娟表示，虽然每年多支出30多万元，但企业实际获效更多，也体现了全社会大力提倡的有尊严劳动，同工同酬、平等待遇。

据了解，户改半月，江津已转329户，排全市第一。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确立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一开始就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速，一些大都市和中等城市及二线城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割裂带来的迁徙不便、遭遇不公等弊端日益彰显。快速城市化和僵化的户籍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达3.33∶1，落差幅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0.42，2010年达0.48。

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推手。有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价码已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好处费”已一路飙升。

在现行户籍区分中，两种不同户籍背后，其实是不同的利益分配。有专家做过计算，二者大概有14至15个方面存在不同待遇，涵盖上学、买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参军等。从这种意义来看，重庆户籍改革远不是改变一个户口的问题，而是在缩小城乡差距上的有益探索，解决公平正义上的重大举措。

“让更多有条件的农村人口自愿转户做城市人，这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更是一项体现民权的制度。”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认为，除此之外，青壮年在城市落户，也让城市更充满活力，而那些留在农村的居民，则会享有更多生产资料，实现增收目标。转户农民，不仅拥有城市户口，还可通过退地获得财富，进城后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社会保障。这样，城市人口结构得到优化，“让劳动者真正享有尊严。”

做好农民进城的社会保障

叶明2003年从重庆长寿区云集镇先锋村只身来到主城，在沙坪坝区打工赚钱，随后又将儿子和女儿接到城里。经过多年打拼，他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在城里生活了7年，但户口却一直在农村。”叶明告诉记者，他买房后曾多次到派出所申请转成城镇户口，但因学历较低，达不到转户标准。

“终于等到户口改革这一天。”叶明说。8月26日下午3点，记者同老叶和家人来到重庆石井坡派出所，在“农转城”户口集中办理窗口，递交转户申请。10分钟后，派出所户籍民警就完成对叶明的户籍转移审批,两个孩子也一并转成了城市户口。“现在，孩子读书就不用多缴上万元借读费了！”叶明感慨。

据了解，重庆市户籍改革进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2010~2011年，重点推进有条件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力争两年内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29%上升到37%，实现转户人口在主城、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

二是2012~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当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城市管理者应向这些转户农民提供住房及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还要有干净整洁的市容卫生环境和安全和谐的社会治安状况，同时要有能力让城市资源和福利均等降临在每个公民身上，这才是户籍改革应有之义。”重庆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蒲勇健说，农民工进城落户，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

重庆市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让进城落户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户改还设计了3年过渡期，农民从农村出来仍有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这是一大创新，主要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防止出现“裸身”出村。为此，重庆建立了退地补偿机制，允许多种方式退地，消除农民转户后顾之忧，避免把转户农民推向无地、无房、无业的“三无”行列。

“人老了，进了城，住房和养老怎么办？”58岁的江津农户谭先强告诉记者，最关心自己进城后怎么生活，能否住进公租房。

“我们的公共服务、养老、医疗、教育全依附在户籍上，这成了发展障碍。”重庆市江津区区长关海祥告诉记者，他们对江津区农民工做了调查，“近一半人愿意进城，所以在他们进城后，更要在公共服务上给予更多支持。”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关键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中国今后三十年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关键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各大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存在严重不对称。以重庆为例，户籍人口从直辖时27%到目前也只上升两个百分点；而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50%。一些大中城市近年来也曾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因城市配套设施和资源紧张，户改遭遇挫折。

重庆能否突破户改瓶颈？按照重庆官方说法，农村居民转为城市户口，一穿一脱共“八件衣服”，仅首期330多万人直接成本就达2100亿元。这样庞大的数字，财政能否支撑？在重庆户籍改革启动大会上，市长黄奇帆算了笔账：这2100亿元分为几个部分，其中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需要1400亿元，大头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主要是填平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不公平的鸿沟。然后是教育、住房、就业，重庆公租房系统3年将投资700亿元。

以医保为例，转户居民如在转户一年内，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次月即享受医疗保险，其他情况则需等待一年。而像低保户、一二级残疾人、低收人老年人等在农转非后，其享受的医疗救助特殊补助每年将增加50元。

教育和就业虽然直接成本相对不高，但需要地方强大的公共服务和产业集群配套，这些重庆都能做到。这1400亿元中，政府真金白银财政投入是300亿元，其他是政府出规则，社会来响应。然后农村的“三件衣服”脱下来，但不是掠夺和剥离，而是用财力去收购，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

近年来重庆市陆续出台的一些政策，也为今天户籍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2008年底，重庆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使得农村闲置土地能通过“地票”形式流动起来。2009年重庆又成功引入惠普、思科等IT制造业企业，为重庆新增几十万就业机会。今年2月，重庆宣布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再加上过去几年相当于本地GDP 4%的教育资金持续投入，这些都为今天的户改奠定扎实的基础。

有鉴于此，黄奇帆市长胸有成竹地说，转户籍的农民工本就是在城里有工作的农民，加上重庆工业现在每年增长25%~30%，基本上3年至4年翻一番。到2020年，至少可达4万亿元工业销售值，净增3万亿元。据测算，这意味着至少增加500万~600万个就业岗位，而二产和三产向来对称，有五六百万工业人群就有同样数量的服务人群，那么重庆会增加1000万左右就业岗位。照这样推算，今后10年，每年进城落户的几十万农民工，解决就业没有问题。（本报重庆8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