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字的英文是“play”，本为中性词，如英文里打篮球、踢足球、放录音等都是用这个动词。将运动员也直接称为“player”，可是你却不能将其直接翻译成“玩家”。在中文里“玩”这个字有非正式的意思，甚至多少带有点儿贬义，多少有些调侃的味道。“玩”嘛，就是不要太认真，有一搭无一搭的。“玩家”也就是“业余玩票”的意思，虽然投入的可能是全部的精力、时间及金钱，但毕竟比不上专业水平。其实真正的玩家，或许要比专业的人士高明精细，有许多非专业的人士不是比行内人还要“专”吗？

“玩书”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不同，一般的阅读者注重的是书籍中的内容信息，希望得到更多的启迪，以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作者产生共鸣。“玩书”的人则更注重书籍本身的品味和价值，这包括诸如版本、年代等因素。

玩书的先例自古即不乏其人，著名的有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金石录后序》中，有关他们夫妻两人“玩书”的文字记载尤为生动：“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种“玩”实在是高雅而有趣，非一般玩家所能及。

鲁迅曾宣称自己也是“毛边党”，表明他对毛边书情有独钟，其实即为“玩家”。尽管藏书者的情况各不相同，经济实力也参差不齐，可是大家对于藏书的讲究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讲的是一种精神，在藏书家而言，即“不可居无书”。

过去，我对于那些专购置精装本的藏家不以为然：“靠精装书充门面大可不必。”现在面对自己多年来的藏书忽然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藏书不多且不精。我在上世纪80年代收藏的一套中华书局精装版《诸子集成》，整整齐齐十多卷摆在书架上，却显不出应有的气派。原来这是一套小32开本的出版物，印刷制作显得小气紧凑，里面的字体也难以给我以精神上的愉悦。记得当年我还订购过一套精装版的《三希堂法帖》，可后来一看原来也是这种小32开本，当时我就没要，经验告诉我这种画册类的书籍还是以大开本为上。

随着自己藏书的经历多了，对所收藏书籍的要求也就高了，逐渐钟情于印量较少的精装或老版的东西。过去我有一册1980年出版的简装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此书对我研读红学帮助不小。但后来见到了此书的精装版，立即有了“见异思迁”的念头，因为这种简装本发行量标明是30万册，而此书的精装本则仅有几千册，从藏书意义上讲孰重孰轻？其实，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书籍都有精装本行世，只不过发行量太小我们很少见到。小开本的精装《放歌集》（贺敬之著）也属于这种人见人爱的书籍。我想大概所有喜欢玩书的人都有与我类似的感受，即对书籍的要求较之一般的读者更加苛刻，如一般读者并不十分讲究书籍的版式、年代、发行量、制作样式、美编效果，甚至纸张和字体等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细节，只求具备一般的阅读功能而已。但对于热衷于玩书人而言，藏书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他对于藏品的取舍。比如，我对于古籍的要求就必须是“竖排版繁体字”，如果用横排简体字就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我国首次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此方案对于书籍出版业影响巨大，到现在我书架里还收藏着1982年出版的竖排简体字“二拍”，每次翻阅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除了版式的字形，我们对于纸张也很有讲究。现在出的书籍，纸张太白太硬太脆太缺乏内涵，这种纸不太吸水，将字写在上面也如同浮萍过水吃墨不深。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过去那种虽然档次不高且与报纸相似的纸张，这种纸手感好。整天在书页上翻来覆去，手感怎能不讲究？手捻书页总要有一种涩涩的质感，随意作些眉批字也显得深厚洒脱，似乎只有这样的书才不负“古籍”之名。

玩家玩的是物质，追求的是精神享受，他们在玩中学，同时也在学中玩，其精神境界必将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得以升华。